爱华网制药企业通过ＧＭＰ认证后，运营成本普遍上升，产能过剩问题更加突出，竞争较以往更加激烈，国家在对药品进行限价的同时，加大了对招标采购的推广力度，使药品的出厂价格进一步降低，制药企业的利润空间更小。另一方面，药品主要通过医院到消费者手上，而在医疗单位，药品价格却一直居高不下，加上一些乱开大处方、乱用药、尽量用贵药以赚取高额利润的现象，加大了消费者的用药负担。那么，到底应如何来规范药品价格呢？通过哪些途径才能使药价虚高得到有效遏止呢？
笔者认为，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合理使用对人有益，不合理使用则对人有害。在解决人们用药负担过重的过程中，保障合理用药应该是第一位的。因此，在解决药价过高的问题上，加强对合理用药的监管显得尤其重要。国外医疗保险机构较发达，覆盖面广，是医疗消费的直接支出者，拥有强大的用药审查能力，对不合理用药有很强的监督能力。对这一点，我们不妨作为借鉴，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增加其作为医疗费用直接支出者的份量，以增强医疗消费者的谈判能力，这对加强用药监督力度、抑制药价、促使合理用药很有好处。
调整医疗费用支出主体，对医疗效用的影响很大。医疗市场过分市场化，极大地削弱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支付能力，进而降低其抵抗疾病的能力，促使他们成为疾病的传染源，从而影响了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整体医疗支出还小，政府负担了医疗支出的绝大部分，在抵抗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现在，我国的经济较以往有了长足的发展，医疗费用支出也比以前大得多了，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不降反升，政府退出医疗费用支出主体应该是原因之一吧？国家应该加大在这一块上的支出。因为在政府的整体控制和规划下，不仅能有效打击医疗单位乱收费、乱开药的现象，从长远看，还可以减少全社会用于传染性疾病的医疗费支出，降低药价过高对人们经济上的压力。
要提高医药费用支出的效用，降低人们的用药成本，还必须改革当前的医疗卫生体制。当前的医疗体制可以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延续，医院属于事业单位，基本上属于半行政性质，其所有收费基本上都要经政府审批，不具有市场地位；但其政府拨款又远远不够，只能从品类繁多、相对不易控制的药品中谋求利润，这就造成了我们常说的“以药养医”的问题。原体制中买方主要是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的支出单位，现在代之以个人和覆盖面很低、保障水平也很低的医疗保险，而这两者在医疗及药品定价中的谈判能力极低，这又进一步为药价虚高提供了可能。尽管现在药店购药已基本放开，但其所占市场份额和服务能力皆有限，不可能与医院展开全面竞争。因此，改革应该切断医与药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其在各自的领域体现自己的价值，一方面使药品销售得到充分竞争，让市场来给药品“打分”，另一方面，让医院完全由医疗服务来体现其价值，让不合格的医疗服务失去药品的滋养从而退出市场。
好的药品是好的医疗服务的重要保证之一。只有让药厂有合理的利润空间，才能保证其研究、开发所需，才能生产出合格、优质的药品。国内药厂是抵御国外高价药进攻的有力保证。现行基于保证广大消费者一时利益的各种对药厂限价的措施，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并不有利于人们长期的利益。且由于现行医疗体制的原因，这些措施并不一定真的能给老百姓在看病用药上带来多少好处。现在政府限制药价的主要依据是各药厂的平均生产成本，而很少考虑研发成本的分摊。国外药厂的研发费用要占其销售收入的１５％左右，而我国可以说没有一家药厂能达到其一半。笔者认为，政府在对药价进行指导性限价时，应该给予合理、充足的利润空间。
同时，所谓药价虚高，也应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不能仅仅跟以前的价格比，亦不能单纯同生产成本比。有人认为过去看一次病只要几毛钱就行了，而现在动不动就要一两百元，一定是因为药价高了。其实，除了前面所说的政府投入比例减少而个人负担加重了之外，还有一个很客观的因素是人们收入增加了，社会富裕了，对医疗卫生的要求不同于以前了。在美国也有这样的现象：１９６０年，美国国民在医疗费用上的支出只占ＧＤＰ的５．３％，到１９９７年就占到１７．４％，而且健康支出的费用增长率远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另外，研究药价过高，也不能老盯着零售价，还应该关注其他各个环节，因为零售价高不等于药厂出厂价高。有时，一个药品出厂价２元，到消费者手上就几十元了。只有通过对影响药价的各个环节的分析，才能明白主要问题出在哪里。事实上，绝大多数药品（特别是一些普药）的出厂价已经是低得不能再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