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Pierre总是表现的明里张狂而实际上却很谦虚，他喜欢争论，对于在他看来那些明显的错误的观点，他往往表现出一种嫉恶如仇的情绪，而一旦在他看来是一种新的观点新的学说时，他又总表现的是那么安静，那么的开放、那么的谦虚。他曾经幽默的告诉我，他不反感于人在他面前谈语法和时态，但他却憎恶那些连音标都不懂却猛谈语法的人。他的确是个个性鲜明的人，他的爱与憎，他的张狂与谦虚。
他的张狂与他有过辩论的人都应该记忆深刻，他的逻辑思维的缜密、他反应速度之快、他用词的无忌甚至毒辣，无不强烈的彰显着他的个性，而他的谦虚也是同样的让人印象深刻，例如在他对他预测本轮经济危机的态度，就很能够说明问题，无论在哪里他都只承认他是在2006年10月1日，才发表他对经济危机的预测的，因为他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提出文字证据的时点，但事实上他发表这种言论，比他所承认的要早最少2个月。
作为我所服务结构的刊物主编，我曾经三度采访过他，一次是2006年的8月，一次是去年两会期间、一次是去年奥运结束后。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还在深圳，那次我们是在深南大道的一家星巴克里见面的，我们喝着我们都喜欢的卡布契诺，我们聊的很快活，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在那次，他跟我们谈到了，美国必然会因为次贷引发金融危机。当时我们都不能够完全的给出肯定的结论，但只有他在用语上用了‘肯定’这个字眼。对他的洞察力我们表示钦佩。在这个问题上他甚至与当时在座的苏珊博士，打上了赌，现在看来是他赢了。
而最后见到他则是奥运会以后，我回美国后，虽然我们还经常联系，但却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这是很让人感到遗憾的，因为跟他在一起，我总能够在他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我期待着与他的见面或者任何形式的合作。当大卫告诉我他在写一本书时，我当时就很激动，我自告奋勇的向他表示我愿意为他写写序或者其他什么的，诚蒙他不弃，他慷慨的应允了。
唯一伤脑筋的是，韩和元先生的书是以中文写作的，这对于我来说，挑战很不小，它让我很痛苦，感谢我的同事张大卫博士，他原来是韩先生的助手，感谢他给我做的翻译，从目前所打下的架子，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是本好书。从大卫给我的翻译和我自己的理解来看，在这本书里韩先生虽然没有像其他经济学家那样，涉及到诸如成本、贸易这些内容，也没有像其他政治学家那样大谈社会公平、公正概念，在这本书里有的只有哲学上的思辨，他试图从根源上来解析危机产生的原因。
韩和元先生曾跟我说过，对于自由原则对于社会公平公正，哈耶克的工作已经很卓越了，而对于成本、机会成本、均衡，则有太多经济学者们在关注了。他曾告诉我，哈耶克的书，谈到了经济谈到了社会谈到了政治，他的假定是世界是不可以被认识的，但他在书里却并没有予以更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显然韩和元先生的这本书是冲着这个去的。而对于那些基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知识的忽略显然是作者故意的结果，他显然是想让人们的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到世界是不可以被认识的一论证上的。
大卫告诉我说，韩和元先生的书应该跟中国的老子的思想联系起来，他说韩的思想是一部剔除了消极观念的《道德经》，我没有读过《老子》，在大卫向我提及之前我几乎都没有听过有这样一本书的存在，我不好附和，但从大卫的翻译来看，这本书它必须与哈耶克的著作联系起来，或者说，它或许本身就应该算作哈耶克著作的前传或者导读，我想只要读过这本书的人再去读哈耶克的著作应该会轻松许多，同样那些读过哈耶克著作的人再回过头来读韩的这本书，应会对哈耶克所表述的观点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尝试或许是成功的地方，也或许是它危险的地方。
当然我所得出的这一结论或许是因为翻译的缘故（我无意于说张博士的翻译能力，老实说，哪怕再高明的翻译都难免产生与原著想偏离的现象，何况韩谈的是哲学），也或许是我理解的缘故。这本书所谈论的东西显然是一个经济危机所不能够囿住的，它完全可以延伸着去解释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甚至环境污染危机，它也可以去帮助我们解读和定义自由主义。或许是因为我对韩已经产生了一种个人崇拜的缘故吧，我虽然没有能力读懂原著，但从张博士的翻译中我已经感觉到它的伟大，至于它是否伟大、至于它是否可以让人们接受，显然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及的，韩经常跟我说，一个学说一个观点是否有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交给实践和时间来证实和证伪。
很高兴能够为韩先生写上这些东西，很高兴我的言语终于和这本在我看来应该可以归入伟大的著作沾上了关系，也很高兴你能拜读这本书，我很期待着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原著的人，来告诉我韩先生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听说中国的文人总习惯于在写了序后，说上一句是为序的话，那么入乡随俗吧，我也学着中国人的处理办法，说上一句：是为序！
詹森.布卢
于加利福尼亚，09年2月
詹森.布卢为美国党豪斯经济研究所合伙人和该所出版刊物《经济观察家》的主编。本文由张大卫先生翻译，张大卫先生为美国党豪斯经济研究所负责投资组合管理的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