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先生最近在《财经》杂志上发表文章，系统表述他宣称的“第三条道路”，并自信地认为，只有他和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尽管充满着违背事实的结论和没有根据的政策药方，这篇文章代表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种流行思潮，特别是因为它出自一个国家的总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地对待。
陆克文先生的全部观点和自信基于一个粗浅而失实的观察:全球经济危机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因为放弃监管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失灵。正是在这一点上，陆克文先生大错特错。
政府失灵导致的危机
在文章一开始，陆克文先生就用政治家在选举集 会上的常用手法，武断地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归咎于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先制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给自由主义经济学贴上小丑或奸臣的脸谱，再将公众的不满与失望引向这个假想敌，接下去进行的是道义而非学理的审判，反正公众已找到泄愤的对象，不再关心事实的真相与逻辑的严密了。
陆先生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无监管市场至上的核心理论信仰”，只有对经济学缺乏基本了解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自亚当·斯密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未主张过不受约束的市场。斯密认为，离开政府，市场无法有效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斯密所定义的政府职能包括国防、建立和维护以保护私人产权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将监管列入公共品的话，斯密的意思非常清楚，市场交易活动必须符合法律和监管的要求。除了国防、司法和公共品这三个领域，斯密认为，无需政府干预，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的个人能够通过自发和自愿的交易，实现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政府的职能不是协调、指导或者管理市场交易，而是建立和保护市场交易的基础——私人产权，没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市场就变成战场，暴力而不是价格决定资源的配置。
近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保持了斯密的传统，弗里德曼在肯定政府作用的同时指出，政府所掌握的强制性手段或社会公器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可以用来保护产权，也可以用来剥夺人们的产权。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很自然地要利用手中的公器谋求自己的利益。为减少这样的副作用，弗里德曼主张，社会应该保持一个尽可能小的政府，公众要对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督。
陆克文先生不仅自制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新自由主义”妖魔，而且断言它就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这场金融危机的源头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而资产泡沫的始作俑者就是美联储。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科技泡沫和“9·11”恐怖袭击等重大事件前后，为稳定资本市场而多次大幅减息，形成了世人皆知的 “格林斯潘期权”。在“9·11”之后，美联储更将基础利率降到了战后最低的1%，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
低利率刺激了美国公司和家庭的借贷，在格林斯潘任职的十八年中，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而家庭的储蓄率则不断下降，从1990年代初的平均8%，下降到格里斯潘离职时的零左右。信贷的泛滥造就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在次级按揭的推动下，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然而借钱买来的景气无法持续，泡沫破灭之时，金融机构少得可怜的自有资本瞬间被巨大的投资损失所吞噬，微不足道的储蓄根本无法缓冲房价暴跌对家庭财务的打击，除了破产，借债成瘾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再无其他出路。
低利率人为扭曲了资金价格，导致美国及西方经济的过度负债，金融机构和家庭的资产-负债严重失衡，这是当前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上升是表，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是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不过是推波助澜，而根子却在华盛顿（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先有次级按揭，然后才有CDO之类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先有美联储的低利率，然后才有次级按揭。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政府失灵加市场失灵，两类失灵绝不可并列，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前者为源，后者为流。
陆克文总理承认这个事实，但他指鹿为马，将格林斯潘定性为“新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信奉市场至上，他们的失败就是市场的失败，一个明确无误的政府失灵就这样变成了市场失灵。陆先生要么对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缺乏了解，要么就是有意误导他的读者。
在货币供应的问题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向反对中央银行的自由裁量权，一再警告人们注意，将货币供应交给少数几个人管理是非常危险的。弗里德曼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说明，在美国的历史上，货币供应的波动引起经济的波动。这一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经济波动的发生器而非稳定器，从根本上破除了运用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迷信。为了消除振荡的根源，必须稳定货币供应，而对货币稳定威胁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即由几个聪明的大脑，根据经济的形势，自行决定货币的供应量。为了防止 “聪明大脑”搞乱货币供应，哈耶克主张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而弗里德曼则坚持货币供应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3%，大致等于GDP的实际增长率。
格林斯潘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恰恰相反，在货币政策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需要政府从外部进行干预，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就是这样的干预者，尽管凯恩斯本人倾向使用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
凯恩斯认为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性源于“野兽精神”（AnimalSpirit）支配下的投资波动，为了消除非理性投资冲动造成的繁荣与衰退的循环，他又假想了一个富有“人类精神”的政府作为救世主。然而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同为凡夫俗子，人在市场上做投资决策时，就一定表现出非理性的“野兽精神”，而一旦进入政府操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以料事如神，伟大英明？如果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高官们也是和华尔街金融家一样的常人，他们的“野兽精神”发作时，对经济将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凯恩斯理论体系上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市场是不完美的，但政府是完美的，假设已定，结论不言而喻，当然要由完美的政府去解救和干预不完美的市场。与凯恩斯形成对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市场不完美，政府也不完美，非完美政府设计的宏观政策会引发和加剧经济的波动，他们反对少数几个人调控货币供应以“操纵”市场经济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哪怕操纵者是中央银行。
虽然市场和政府都是不完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资源配置上各有千秋，或者在危机的产生上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责任。市场优于政府，其优越性在于信息和激励。现代经济极其复杂，社会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需要大量的信息，从每一个消费者的偏好和收入，到每一个企业的产品和技术，信息散布在经济的各个角落，存储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政府管理经济，最多几千官员，不可能收集和处理足够的信息，而缺乏信息就无法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现代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只能采取分散决策的方式，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在收集和处理信息，13亿人对几千官员，市场与政府的高低上下就寓于这简单的数字对比中。不仅数量，市场上分散决策的信息质量也超过政府机关所能实现的。官员的利益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基本无关，决策错了不必负责，对了也没有什么奖励。市场参与者尤其是企业则不同，每一个决策都会带来利润或者损失，企业有着足够的激励，尽可能地保证信息的充分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硬给格林斯潘戴上 “新自由主义”的帽子，陆克文总理机敏地将政府政策的失败转化为市场的失灵，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一宣传颇为有效。看到持有的股票在市场上被腰斩，看到自己的房子在市场上只剩下一半的价值，看到公司倒闭将自己抛入失业大军，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市场上，人们很自然地要问: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陆先生和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同志们乘机跑出来说:市场太自由了，太混乱了，贪婪的金融家浑水摸鱼，令你们损失惨重，投我一票，我将为你们管好市场！
讨伐“新自由主义”和罪恶的华尔街，政府不仅为自己的错误政策找到了替罪羊，而且巧妙地为大众洗刷了投机的负罪感。细数有史以来的泡沫，哪一个没有大众的参与？“郁金香狂热”中有农夫的身影；在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前，工人、职员甚至中学生都参与了疯狂的股票交易；21世纪的低收入家庭谎报收入，申请次级按揭，购买本来无力负担的房子。如果说金融危机是犯罪的结果，那么犯罪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亿万贪婪的个人投身于股票、地产、石油和粮食的交易，每个人都有一个暴富的梦，每个人都带着“我不是最后一棒”的侥幸心理。麦道夫的庞氏游戏仅造成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几十万亿的证券和房地产价值缩水岂是区区几个骗子能够成就的伟业？没有无数大众的参与，资产价格岂能如此轰轰烈烈地上涨，又怎能如此惊天动地地崩塌？
批评大众会丢失选票，政治家深知这一点，拎出少数“新自由主义者”和金融家痛打，低风险，高收益，顺手再牵出凯恩斯主义的对策，政府救市，政府开支，政府监管，如陆克文先生所言，将政府的作用提升到“基础性的地位”。如此既恢复了大众的无辜，又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如同上帝般的政府，当然，还有领导政府的政治家。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与其说给出了医治经济萧条的药方，不如说它迎合了政治家的需要，使大众饱受折磨的神经与钱袋得到暂时的安慰。
在完成了危机探源方面的大转换后，陆克文总理接着解释政府将如何解救被“新自由主义”毁灭了的市场。根据他的设想，政府将承担四大历史性的任务:拯救私人金融系统、刺激社会需求、建立全球监管体系以及实现社会公正。
救世主真的要降临人间了吗？
麻药剂还是手术刀？
毫无疑问，在危机时刻，政府应动用一切法律赋予的手段，尽快稳定金融市场。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是临时的和应急的，而不是长久的和常规的，要防止将救火式的政府干预制度化。政府可以为市场交易提供担保，改变游戏规则如限制卖空，向金融机构注资，或者将商业银行国有化，但在采取这些非常措施之前，政府必须做出明确的承诺，一旦金融系统恢复正常，政府将立即退出市场。这个承诺必须是可信的，也就是公众能够监督执行的。
在这一点上，香港特区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作为堪称典范。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制，港府于1998年夏季入市干预，大量购买恒生指数股。在联系汇率制的危险解除后，港府成立了盈富基金，将危机期间买入的股票卖给香港公众，政府退出市场，兑现先前的诺言。
令人担忧的是，陆克文总理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重新塑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哲学框架，它既适应危机时期，也适应繁荣时代”。如果这意味着危机管理变成繁荣时代的常规，政府在危机时期获得的权力延续到正常状况下，就将对经济的效率和社会公正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从哲学上讲，陆克文先生的逻辑也不能成立，扑灭澳大利亚山林大火和管理悉尼歌剧院毕竟不是一回事，不可能遵循同样的原理。现代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原因之一就是用危机来论证常态下政府干预的合理性。
金融救援的第二个原则是以改革与重组为目标，只有同意和准备进行重组者才能得到政府的救助。世界各国政府在当前的金融救援中，多以维护信心为目的，它们没有看到，恢复信心的关键是恢复微观经济单位的财务健康。金融机构必须进行业务、资产和财务的重整，以便尽快降低负债率。同样，家庭也必须削减消费，增加储蓄，无力偿还按揭贷款者，不得不丧失他们的房屋。资产-负债的调整越早到位，信心就恢复得越快。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勇气对选民讲实话，在许诺迅速复苏的同时，政府花钱缓解民间的眼前困难，刻意营造虚假太平的氛围，回避痛苦的改革和重组，推迟了复苏所必需的结构调整，延长了经济衰退期。
拯救金融体系的第三个原则是被救助者必须分担救助成本。政府注资商业银行，原有股东的权益就被稀释；政府接管金融机构，原来的高管就要下台。对于次级按揭的债务人，他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决策失误付出代价，否则将使原本就存在的社会公正性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次按债务人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信誉良好和正常还款的家庭得不到任何帮助，这岂不是变相的奖劣惩优？如果确无还款能力，只能破产，正确的政府救助应该是增加破产后的补助，而不是输血以阻止破产的发生。
金融救援要坚持原则，因为任何救助都会带来棘手的“道德风险”问题，即市场参与者因有政府兜底而放松风险控制，采取更加激进的投资策略。金融的系统风险归根结底在于市场参与者识别与控制风险的能力，而不是陆克文先生所指责的自由交易和复杂的金融创新；风险归根结底是“道德风险”，而不是产品风险。如果投资者自已丧失了控制风险的激励，简单的产品也可能大幅增加系统风险。郁金香很容易理解吧？一样造成泡沫。房屋是再普通不过的商品了，看得见，摸得着，价值的计算也不需要复杂的数学公式，可房地产市场上依然是泡沫不断。
陆克文总理只谈救援，不谈重组，在资产-负债失衡未得到纠正的情况下，经济复苏的希望在哪里？陆先生又捧出了他的神奇政府。
凯恩斯主义的神话
陆克文总理自视为罗斯福总统和凯恩斯的传人，要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创造需求，将经济拉出衰退。可以预见的是，今天的财政刺激如同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除了为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增添新的案例，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拉到选票，不会再有其他的效果。
从1933年开始实施的罗斯福 “新政”并未结束“大萧条”，“新政”下的财政开支虽然大幅增加，但没有显示出扭转乾坤的刺激作用。请看以下数据与事实:美国的真实GDP直到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失业率则在1931年跃升到16.3%后，一直保持在两位数的高位，迟至1940年方从一年前的17.2%降到14.6%。在大战正酣的1941年，失业率总算降到了一位数——9.9%。结束“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超高的军事开支。将经济的恢复和希特勒的战争联系在一起是令人尴尬的，功劳于是就被记到了罗斯福头上。
如果 “大萧条”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再看凯恩斯主义在日本的实践。日本经济于1980年代末进入衰退，政府也祭出了凯恩斯主义，执行了多达13个财政刺激计划。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财政赤字对GDP的比率每年都超过了5%，其中有七八年超过了10%，但日本经济仍不见起色，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左右，并多次出现负增长。当前的金融海啸来袭时，尽管日本不是重灾区，经济却第一个倒下，2008年4季度，GDP同比萎缩了12.7%！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日本的国债从1990年占GDP的60%增加到现在的160%以上，政府已无力再举债。除了自民党在首相走马灯式的更换中勉强保住了政权，凯恩斯主义留下的只是停滞的经济、残破不堪的财政，以及更加暗淡和遥远的复苏前景。
从逻辑上讲，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乃题中应有之义。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日本1980年代末的泡沫破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所有这些大动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崩盘之前的异常繁荣，而且十有八九都是信贷支持的繁荣。如同吃了激素的儿童，可以透支营养和体力，在一段时间里加速成长。但信贷激发的景气无法持续，一旦信贷中断，灾难立即降临。衰退是对畸形繁荣的偿还，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预见到了“大萧条”，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准确预测灾难发生的时点。为了缓解停用激素带来的痛苦，凯恩斯主义建议恢复激素的供应，这就是它的逻辑，这就是它必定失败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财政政策的失败，在于无法带动民间开支。从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可知，财政政策的作用取决于所谓的“乘数效应”，政府花一块钱，民间跟着花一块钱，乘数就等于2。乘数越大，财政政策越有效。实际上，乘数效应不过是凯恩主义的一个障眼法，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忽悠”，如果私人部门愿意花钱，就不需要财政刺激了，之所以推出财政扩张计划，就是因为民间的投资和消费意愿不足，财政乘数命里注定不会很大。
的确，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世界各国的财政开支乘数平均等于1，换言之，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几乎没有什么拉动作用。这个结果没有丝毫意外，既然在萧条之前的繁荣中，私人部门已超前地进行了投资和消费，他们怎么可能再跟着政府增加支出呢？产能过剩的中国外向型企业会因为政府修铁路而增加投资吗？为债务所困扰的美国家庭会因为奥巴马建医院而增加消费吗？萧条期间，民间不愿花钱，并非由于凯恩斯所讲的“野兽精神”，而是从“野兽精神”回归人类精神，休养生息，从揠苗助长的狂飙突进，理性地回归自然增长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为什么要推出刺激计划，试图恢复往日的虚假繁荣、延缓甚至阻碍回归的进行呢？
凯恩斯认为萧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今日西方经济的问题恰恰相反，是未来收入的透支和有效需求的超前满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各国都会在偿还旧账的压力下生活，无论政府如何刺激，需求都难以反弹，拉动世界经济走出萧条，唯一的希望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于刺激这些国家的需求，凯恩斯主义仍是药不对症。
中国的人均GDP尚不足3千美元，即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不到1万美元，和美国的5万美元相差甚远，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不同于阮囊羞涩的美国人，中国居民的需求有二十多万亿储蓄资金的支持。如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的购买力？对策不是政府花钱，而是打破僵化体制的束缚，释放民间的能量，激发市场的活力和私人部门的创造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一再地证明了这一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部需求的疲软和国内的宏观紧缩政策相重合，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下降到7%左右。1998年，中国政府推出了财政刺激计划，但真正扭转经济增长下行趋势的，却是同年的住房改革和2001年的加入WTO。取消政府福利分房，将住房推向市场，这项改革一方面释放出巨大的商品房需求，另一方面创造了无数的投资机会，房地产投资当年就从前一年的负增长反弹至15%，随后又上升到30%左右，并带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进入了上行通道。2001年加入WTO后，在国内、国外的强劲需求拉动下，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繁荣。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并非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受到限制和压抑，二十多万亿的居民储蓄和接近50%的储蓄率说明不是没有能力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不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而是充实社会保障体系。除了物质产品，我国企业和家庭对服务的需求还远未得到满足。以金融为例，全国80%的中小企业没有金融服务，对7亿农民的金融服务基本上是空白。医疗卫生、电信通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媒体娱乐，到处可以看到需求的潜力。政府应该做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开支，而是解除管制，降低和取消行政性准入壁垒，像十年前的住房改革那样，开发和培育市场，释放需求，依靠13亿民众的力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金融危机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实体经济的结构、市场和价格机制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更为基础的力量，宏观政策充其量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或者寅吃卯粮，而卯粮之昂贵，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现在是终结凯恩斯主义的时候了，是宣告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了。
首要任务是管住政府
在度过了经济萧条后，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陆克文总理呼吁建立国家和全球的监管体系。对于市场失灵论者，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论。然而如前所述，金融海啸起于错误的货币政策，新监管体系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管住美联储。
奥地利学派主张金本位制，即货币发行以一国的黄金储备为基础，用黄金保有量约束货币供应总量，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力。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从根本上避免了货币的滥发和通货膨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金本位还有另一好处:自然地实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在世界黄金产量不变的情况下，获取黄金的渠道只有国际贸易顺差，贸易盈余国黄金储备即货币供应的增加等于逆差国货币供应的减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保持不变，不会再出现各国中央银行竞相发钞、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在金本位下，美国也无法再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超发货币，通过美元贬值向世界各国转嫁自己的财政负担。
芝加哥的货币学派担忧，如果黄金产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破坏了价格的稳定，因此也是不可取的。货币学派建议实行纸币制度，但同时一再强调制定货币发行规则的重要性，例如货币增长等于真实GDP的增长，用规则来限制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上的自由裁量权。
虽然存在着货币制度上的分歧，两个学派一致认为，必须制约中央银行，因为中央银行家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免不了要犯错误，普通人的错误影响一个家庭，中央银行家的错误遗害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格林斯潘卸任时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央行行长，才过了几个月，就在金融海啸的风暴中变成了危机的罪魁祸首。人们发现他的错误时，大祸已经酿成。
中央银行决定货币发行还有可能造成另一系统风险，那就是持续的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无论东方或西方的政府，或者因为财政入不敷出，或者因为大选在即，都有着强烈的多发货币的冲动，通货膨胀因此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它深植于各国的政治体系中。尽管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一定的制度保证，但仍不可能完全摆脱政府的影响，金本位或者固定规则提供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管住货币发行才能管住资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的源头，陆克文总理对此避而不谈，反而将全球信用的泛滥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归罪于放松管制。我们在上面已经讨论过，流动性过剩的根子是低利率，如果美国的情况还不足以说明这一点，陆先生不妨研究一下日本。1980年代，日本在金融监管上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变，市场上也鲜有创新产品，在日本央行长达十年的减息周期中，基准利率从9%降到了2.5%，终于造就了举世闻名的金融-地产泡沫。陆克文总理当然不会关注日本，他的兴趣和利益都在管理市场，通过管理市场，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然而美国的经验证明，政府管市场，越管越乱。次级按揭的泛滥产生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得益于美国政府的大力提倡。“让更多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家”，在这个温馨而激情的口号下，对于按揭贷款标准的降低，监管当局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纵容态度。联邦政府成立了“房贷美”和“房利美”等机构，允许它们以政府信用在金融市场上操作。在政府和国会的多方支持下，“两房”不断发展壮大，到危机前夜，已占有房贷证券化市场的半壁江山。住房自有率是政治家拉选票的工具，次级按揭是用银行的钱给选民送好处，不花政府分文，何乐不为？期望政府管住次按，无异于缘木求鱼。
政府管市场，想管也管不住，因为监管当局没有信息优势，官员也不比金融家更聪明。陆克文总理主张政府控制金融衍生品带来的系统风险，问题是如果机构投资者都搞不清金融产品所含的风险，为什么要相信在研究力量、信息和经验上都处于劣势的监管者呢？为什么相信他们能为投资者把好关呢？同样令人怀疑的是监管者的激励，麦道夫骗局早就有人举报，美国证 监 会却置若罔闻，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展开调查。加强监管固然不错，是否首先要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
这次金融危机的确暴露出市场的不完善之处，但解决的思路不是简单的“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具体措施也不是想当然的“市场失灵靠政府”。金融创新过度，产品过于复杂，原因不在华尔街的贪婪，世上人谁不贪婪？华尔街的问题在于贪婪失去了恐惧的平衡，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金融机构高管和专业人士拿着别人的钱赌博，创新产品若成功了，奖金可达数亿美元；如果赌博失败，无非奖金少拿一些而已，损失由公司股东和投资者承担。
在陆克文总理眼中，与贪婪并列的另一罪恶是金融创新，创新产品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殊不知风险并非来自产品本身，探究金融创新的风险如同探究火的风险一样愚蠢，正确的问题应该是 “这样的产品为什么会在市场上流行”，就像“火为什么烧了房子”一样。风险的根源是问题丛生的委托-代理关系，包括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投资者和评级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以及委托-代理关系下的风险-收益失衡。陆克文总理钟爱的监管充其量可以当作伤口上的绷带，却永远代替不了刮骨疗毒的治本手术。
实现收益和风险的对称，根本之道是在微观层面上重塑治理机制，而不是政府的宏观管理，更不是限制高管的工资。在新的治理机制下，金融创新失败时，高管个人应当承担相当部分的损失。在这方面，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就金融企业特别是投资银行的形态而言，合伙人制是否比公众公司更为合适？高管和业务骨干作为合伙制企业的主要股东，与企业共兴衰，在这样的框架下，是否能够更好地平衡金融创新的收益与风险？
在微观重塑的过程中，政府当然要发挥作用，但它不可以越俎代庖，因为在改善治理机制的谈判中，主体是股东和管理层，治理机制是两者在自愿基础上的博弈结果。政府要关注市场中的变化，及时总结，及时立法，推广执行。
空洞的公平口号
像所有的政治家一样，陆克文总理也高举“公平”的大旗，指责“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自我利益不受任何限制，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是自然的和天然公正的”。这又是一项莫须有的罪名，如前所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向认为个人的活动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不受任何限制”的说法不知从何而来。笔者也不知道，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什么地方讲过，“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是自然的天然公正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倒是倾向于认为，市场决定的收入比政府决定的收入更加公正，因为前者以自愿为基础，而后者必须借助强制性手段。
即便人们认为市场决定的收入不够公平，也不需要政府来充当梁山好汉（或者大侠罗宾汉）。在民主国家里，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遵循法律程序，通过立法改变分配格局，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通常意味着更加有利于本集团。只要公民对法治仍有信心，陆克文总理的“替天行道”便是自作多情。陆先生拿公平说事，用意无非是吸引公众眼球，多拉两张选票罢了。对于极权国家而言，政府和公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可曾实现过社会公平？在苏哈托将军的统治下，印尼百姓能否将社会公正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在陆克文总理的这篇文章中，处处流露出“舍我者其谁”的英雄气概，陆先生将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升到公众之上，将政府的作用提升到市场之上，似乎只有依靠他们这些政府精英，才能解救深陷危机的大众和经济。
陆先生的信心来自于一个信仰:政府是与市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是上帝派到人间和超越凡人的耶稣基督。具体而言，市场参与者是贪婪的和盲目的，政府官员却是一心为公的和清醒的；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完美信息；市场参与者不能识别和控制风险，政府却可以明察秋毫；市场会失效，政府却永远有效；市场是不完美的，政府却是完美的；市场的智慧与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陆克文与凯恩斯的哲学源头就在这里，陆克文和凯恩斯的方法论错误也正在于此。
如果华盛顿（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同样会犯错误，如果政府官员和金融家同样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我们还能得到陆克文总理的结论吗？ (2009年03月16日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