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潮流中，个人自决日益成为人类生活中决定性的原则。梅因的说法是，“个人自决的原则，把个人从家族和集团束缚的罗网中分离出来；或者，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即从集体走向个人的运动[1]。”在经济活动中，这种个人自决原则就体现为买卖双方的交易自由。在不存在暴力和欺诈前提下，自由交易对买卖双方都有利。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所有经济主体都可能会积极投入到自由交易活动中，并因此推动形成一个自由的市场和自由的社会。至少，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人类现代化就是这样一种自由原则（市场原则）不断扩展的图景，也可以说现代化就是自由化、市场化。 的确，在近代历史中，自由原则是坚硬的，它冲破了旧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推翻了古老的观念和见解，摧毁了一切万里长城。但在这冲破、推翻和摧毁中，自由原则也带来了颇多的破坏、肮脏与罪恶，这尤其体现在自由原则来到要素市场之后。 在商品市场大行其道的自由原则，不可遏制地来到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样的要素之中，将它们统统推入到市场中，要求它们服从自由交易的准则。但这三种要素，确实与普通商品不同，它们分别与人本身、人的生存环境和人的心理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坚硬的自由伤害到柔软的要素后，不得不激起人的反抗。对此，波兰尼早就进行过深刻的概括。在他看来，19世纪存在着一个双向的运动，一个方向是市场力量在深度（力图将包括要素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囊括其中）和广度（向全球所有地方）的不断扩张，另一个方向是由各种措施、政策所织成的网络与各种强有力的制度配合，以便抑制与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相关的市场扩张行为[2]。 波兰尼没有明确区分的是，这种另一个方向的抑制力量，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一个来源于旧的封建力量，其反对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返回过去的社会关系，可称为反现代的力量，另一个来源于新的社会力量，反对市场的目的在于超越当前的社会关系，可称为超现代的力量[3]。反现代化的力量，有名的如英国1795年斯品汉姆兰法令，其内容本意在于保证穷人的最低收入[4]，但事实上却将原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限制在旧的封建关系（教区、地主）束缚中，从而有效地防止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还有像普通法以及封建阶级对于土地商品化的反对，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竞争性土地市场的形成[5]。超现代化的力量，最为突出的是种种力图将劳动者从商品化境地挽救出来的运动，如英国宪章运动、欧文主义的合作运动以及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从19世纪开始的浪漫主义思潮对人类自然栖息地的捍卫，直到今天方兴未艾的各种环保运动，则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土地商品化的一种反抗。 为了使来自上述两个不同来源的反抗不至于毁灭人类社会，于是现代国家发展起来，一方面抑制上述两种力量，另一方面力图运用政治权力来规制要素市场中的自由，延缓自由化的进程，降低要素市场化的危害。18～19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其主要方面是抑制反现代化的力量，打碎封建关系，协助市场化力量的扩张，但同时也通过济贫、劳动立法等活动，延缓市场自由化的进展，控制其破坏性的力量，以保护社会不至于崩溃[6]。而19～20世纪的历史，主要方面则是现代国家控制超现代化力量的进程，通过大众民主、大众资本主义、保护工人工会活动、环保立法等手段，吸收了超现代化运动的种种合理因素，调适并增加国家的职能，使其逐渐获得控制自由化在要素市场进展的能力，维持社会的平衡。从这两个方向，现代国家的权力增长起来，并能相对有效地对要素市场进行规制，既保证市场自由化的发展，又控制这种力量使之不至于毁灭整个社会。 因此，正如波兰尼反复强调的，历史并非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首先是自生自发市场的发展，然后才有权力及其规制的生长，而实际的历史是，自由的市场与权力的规制是同时成长起来的，或者说，正是在不断扩张的权力的帮助下，市场才得以成长起来。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家权力在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上进行干预的资格和形式，基本得到主流意见的承认。政府在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活动，很少再有人反对。应对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所颁布的瓦格纳法案（确保工人的工会权）、《社会保障法》（失业保险计划和救济计划），以及设立“防止水土流失局”和“土地保持局”，正是这一时代的特征和要求。 麻烦的是货币，以及建立在货币基础上的资本市场。
在19世纪下半叶的自由主义信条下，货币是不容国家干预的。因而，金本位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才是最自由的经济制度：货币（黄金）的数量取决于自然产量，而不决定于政府的决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货物进出口），由各国货币的含金量及各国生产率决定，通过黄金的自由流动而调节。一切都显得那么完美，建立于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资本市场，也由此自由升落而无需政府的介入。 但问题是，金本位制有一个根本的缺陷，那就是黄金的产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随着实际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过少的货币就会导致价格下降，经济收缩；或者如果交易量突增，要么缩减贸易，要么在相当低的价格下从事贸易，由此便导致市场萧条。也就是说，不定期的经济萧条几乎是金本位制内在的缺陷。而商业可能会毁于这个调整过程之中，由此过程产生的失业人群可能会毁了这个社会。 正因如此，中央银行发展起来，以一定的代币来缓解金本位制的缺陷。问题是，如果中央银行积极运行，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功能就被降低到徒有其表的水平，这是为当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反对的。可如果坚持金本位制，势必要压制中央银行的活动，强求政府财政的平衡，强调政府少干预。而资本市场的活动，又高度依赖于人们的心理，在缺乏政府明确干预时，人们往往会缺少信心，心理过分波动，带来资本市场的大麻烦。1929年一场大萧条的发生，正是因为如此。当一场平常的经济萧条来临时，由于奉行政府少干预的原则，货币数量的减少，人们信心的丧失，最终引发美国的崩溃和全球经济的大萧条。这场大萧条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金本位制的崩溃。尽管以美元为本位来虚拟的金本位仍然运转了不少时间，直至70年代才真正终结，但在货币方面逐渐为人所接受的是，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由政府控制的纸币制度代替金本位，成为货币制度的基础。尽管支持金本位制的众多理由仍然值得人留恋，但这个时代毕竟过去了。 不过，资本市场的麻烦仍未过去，也许永远过不去。20世纪80年代日本，由日元升值引发的、并在政府失当的金融政策加强下，房地产市场发生极度泡沫，并因泡沫崩溃带来长期的经济不景气。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在内部经济缺陷前提下，由国际投机资本攻击下爆发的，并因政府应对措施不当而得以强化。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喜欢将资本市场的麻烦，都归责在危机国的内部经济缺陷或者政府的管制政策上，试图说服人们，只要内部经济健康，政府廉洁高效，就不会出现资本市场的危机。但是，正如病毒引发人体生病，在应对生病时，加强身体的抵抗力固然重要，但是研制抗病毒的药物同样重要。从日本和亚洲的金融危机，以及上述美国的大萧条，可以获得的启示是，在完善本国经济结构的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应关注的是：（1）资本市场受人的心理影响极大，这种影响并不能自动消失，因此政府必须以强有力的姿态介入资本市场，其关键在于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如若信心丧失，将引发更大的灾难。（2）政府应时刻关注资本市场的泡沫状况，不能让泡沫极度膨胀。（3）对国外投机资本保持足够的警惕。 中国正行进在现代国家的道路上，一方面作为现代化标志的市场自由化原则潮流日趋明显，另一方面由自由化原则在要素市场引发的问题或灾难也日益突出。对于前者，中国需要做的是，继续进行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特别是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消除行政垄断，克服裙带关系与权力腐败，帮助自由的原则在市场中运行得更为通畅。对于后者，需要做的主要有：（1）在劳动力方面，劳动力的法律保护以及工人组织的自我保护应得到重视，工会在维护大多数人的最低生存标准这点上是不可或缺的，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是极端重要的。（2）在土地方面，要扶植弱势农业产业，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同时要对土地市场投机持高度警惕的态度。（3）在资本方面，在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前提下，需要注意的是保持本国经济政策的独立自主，促进商业银行的健康（如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处理不良债权等），同时对资本市场的投机活动进行大力的监管。 [1] 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导言第18页。 [2] 波兰尼著：《大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3] 反现代化和超现代化这两个词及其含义，借用自姜义华先生对现代化、反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三种取向的区分（姜义华：“中国社会的三种取向与现代化目标模式的择定”，《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4] 该法令宣布，确定一个穷人维持自己家庭所需的最低收入，如果该穷人从工作中挣得的收入低于这一最低收入，则差额部分由当地教区或地主给与补足（波兰尼著：《大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5] 波兰尼著：《大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6] 现代化（市场自由化）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但正如波兰尼强调的，变迁的速度与变迁的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波兰尼著：《大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虽然现代化的方向应该肯定，但政府公共政策必须将现代化的速度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