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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利用大量的心理捷径或经验法则，而不是计算一个给定结果的概率，来为每天遇到的各种事情做决定。这一领域的先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和斯坦福大学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前面说过，卡尼曼因为这项研究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特沃斯基如果没有英年早逝的话，毫无疑问会分享这一诺贝尔奖。这一类判断启发法或认知启发法是我们用来处理大量信息的一种简化策略。它们看上去已经植根于我们的思想中，在通常情况下很难被发现。我们大多数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尤其是在激烈的行为中。 特沃斯基曾任德雷曼基金会的董事。 如果不是坐联合快运航班飞往科罗拉多滑雪胜地，其他的空运都比陆路交通慢，这是作者的牢骚话。因为这些判断捷径随着人类的长期经验演化而来，所以在大部分时候工作得非常好，正如情绪化的决定，可以节约大量时间。打个比方，想一下当你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在驾车的同时，还要观察高速公路路况、路标、前方能见度和周围车辆，同时你还集中注意力听iPod播放的音乐，浏览大量其他令人分心或破坏注意力的信息。你能做这些“几乎不用思考”的活动，就是来自心理启发法的效率。我们用这些心理启发法帮助做大量的决定和判断，而且在这过程中，我们都快要变成“直觉统计师”了。比如，虽然很少有人曾花心思去查看真实的数据，但我们仍会觉得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开车发生车祸时的存活概率，比每小时150公里时的存活概率要高，我们容易评定一个专业的团队会优于一个业余的团队，假设“业余”不是奥运会选手级别的。我们可能觉得去一个300公里以外的城市，坐飞机会比陆路的交通工具要快。我们对这一类事情的概率持中性看法（或者我们认为自己是这样的），用过去的经验对这一类事情做评价非常迅速，每天上百次，这些偏差完美无瑕地为我们工作。然而，成为一个“直觉统计师”有优势也有局限。简单的程序通常很有效率，同时也会在做决定时引入系统型错误。很多经济学家和金融理论学家假设人们不是优秀的直觉统计师，因此启发法一直在欺骗投资者，甚至会欺骗专业人员。如果我要指出启发法在投资者身上造成的最主要的错误，那就是人们在投资时不会正确地计算概率。由启发式的计算所导致的失真常常巨大而且具有系统性，让最有头脑的投资者犯大错。此外，这些认知偏见在应对群体压力时更为顽固。我们自己的偏见被尊敬的专家和同龄人的强大影响力强化，迫使我们的压力会变得更有强制性。研究同时表明，即使人们对这一类偏见有所警惕，但也表现出没有能力对偏见的影响做出调整。所以你要聚精会神，付出很多努力，才能避免各种陷阱。想要这么做，首先要熟悉这些启发法。一旦你认识了它们的本质，就可以制定出一系列的规则来监控自己的决策，以避免严重的灾难，甚至还可以从中获利。但正如你所看到的，知易行难，即使人们完全懂得这些启发法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