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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模型与产业布局
我们都知道流水生产组织方式是先进、科学的生产组织方式，但这种组织方式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很难适应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应对任何突发事件（如最近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一旦生产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其影响都将是全局性的，一个工人缺岗，就有可能导致整条生产线的瘫痪，一个产品市场饱和，将导致整个产业的衰退，甚至引发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危机大多是因此产生的），就象兵法里所说的“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片面强调大量生产是不对的。为了避免这种最坏的结果发生，我们应尽量降低流水生产线的长度，也就是加工深度n。按照前面的论述，这将降低国民收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象企业可以组织多条流水线进行生产一样，我们可以把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区域内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经济体系，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大宗商品、日用消费品尽量作到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功能区的区域自给，战略物资作到一个省、一个功能区的区域自给和储备，机械、重化工业等战略产业分散布置，就象我们的电网，电灯是并联而不是串联的一样，提高经济发展的可靠性和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使劳动力不再全国性的大流动，也不用兴建南水北调等这样的大工程。果真如此，则2008年春节期间雪灾的影响将小得多，每年的春运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性饥渴问题等等也将不复存在。这也是我国古代以均田制、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维持了社会的空前稳定和上千年发展的原因。
而我们如果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则可以使企业拥有充足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使企业就近销售，降低企业成本，所谓“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避免远距离运输导致的资源浪费和通货膨胀，同时也可以避免远距离销售所导致的道德风险，象最近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如果是就近销售，将大大降低事件发生的概率。
根据以上修正，我们假设相对完备的经济功能区为m，则国民生产总值为∑c（1+i）n，国民收入为∑c(（1+i）n-1)，但增加值率i、加工深度n、以及各经济功能区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都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而如果我们把这种产业布局的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就要求各国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经济体系，粮食、大宗商品、日用消费品尽量作到自给，或者开展区域合作保证粮食等的供应，矿产、机械、重化工业、高新技术等战略产业则参与国际分工，共享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这也许就是《孙子兵法》说的“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用儒家的话说就是：“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这不但是应有的做人原则，而且是高明的经济策略。
当然，这种产业布局理论与形成全国性、世界性大企业并不矛盾，当前跨国企业、跨区域企业的本地化已经为此提供了鲜活的证明。
十五、模型与财政体制
根据前面的叙述，财政体制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入分配制度，而是一个国民经济的组织领导体制，作为一个组织领导体制，当然就应该满足组织领导体制的要求：一是统一性，就是要统一指挥，要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二是层次性，因为人的领导能力是有限的，为了有效地进行管理，必须根据领导人的管理能力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三是责、权、利相对应。
当前我国的财政体制既不符合统一性、层次性的要求，也不符合责、权、利相对应的要求。首先，不符合统一性的要求，象我国现在实行的各种部门垂直领导体制就不符合统一性的要求，各职能部门对下级职能部门甚至企业都有指挥权，从而政出多门，而且往往相互矛盾，使基层政府、企业和普通百姓无所适从。其次，不符合层次性的要求。人们一般认为我国财政分为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层次已经够多的了，怎么会不符合层次性的要求呢？表面上看来确实如此。其实则不然，因为我国实行公有制[1]，国家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于政府手中，各级政府都面对大量的企业，各级政府除了其下级政府之外，还要管理行业不同的企业和大量的资源，各级政府直接管理的下属数量和事务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合理的管理幅度。最后，不符合责、权、利相对应的要求。突出地表现就是财权事权划分不清，财政收支责任不对等。建国以来，我国预算管理体制一直围绕集权和分权进行着各级政府间财力分配格局的调整，有时侧重集中，有时侧重分散，未能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分配格局。而且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具有绝对权威，而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结果在需要共同分担公共责任时，往往上级政府将公共责任层层下移，如国防、农村义务教育、公共社保等纯公共产品及中央与地方有交叉的跨地区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理应由中央或省级政府负担的支出在下移。目前的财政体制则由上级政府单方面决定，上级政府存在自我扩大财权的便利，下级政府居于被动地位，事实上市县乡镇级政府是政策的最终执行者，一方面承担了庞大的事权，另一方面上级出政策规定用途的地方支出过多，如有关法律和法规规定地方对于农业、教育、科技、计划生育、扶贫等支出增长，必须达到某个水平。欠发达地区在承担着上述支出外，还承担着比发达地区更多的公共基础建设、公共社保、公共教育等历史上由于财力所限而未能承担起的公共支出任务，历史欠帐较多，任务繁重，矛盾错综复杂，庞大的事权与现行财权和相应的财力极不对等，上级财权的扩大形成了事实上的越级指挥，下级财权的不足形成了事实上的执行不力。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仅仅把财政体制当作一种分配制度，而不是一种组织领导体制。
既然财政体制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入分配制度，而是一个国民经济的组织领导体制，我们就应该根据组织领导体制的要求进行财政体制改革。
首先，应根据统一性的要求实行首长负责制，各职能部门没有指挥权，仅是首长的参谋机构。其次，应根据层次性的要求废除公有制[2]，把国家集中控制的资源象古代授田、战士上战场授予武器一样授予广大公民，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把政府从企业的管理事务和复杂的资源管理事务中脱离开来。最后，应根据责、权、利相对应的要求合理划分财权与事权。根据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把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区域内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经济体系，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大宗商品、日用消费品尽量作到一个县、一个省、一个功能区的区域自给，战略物资作到一个省、一个功能区的区域自给和储备，机械、重化工业等战略产业分散布置，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产品的自给程度，也就是产品的销售半径和经济规模确定我们的财政体制，乡镇范围自给的，其财政收入归乡镇财政，县域自给的，其财政收入归县财政，省域自给的，其财政收入归省财政，全国范围自给的，其财政收入归中央财政，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财政管理体制具有了层次性，从而有效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使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搞活。
与此相适应，就要求我们对矿产资源、地方特产由中央政府管理，一般建设用地和农、林、牧用地实行属地管理。
同时，由于各地加工深度、需求水平、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要求各地方政府首长对当地税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都有一定的决策权。
十六、模型与大央行设想
根据前面的论述，银行体系是国民经济管理系统，税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都与社会生产过程有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协调一致，客观上要求政府应设立一个部门对国民经济的生产进行统一管理，象财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计部门、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税务局、交通运输部门、铁道部门、商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部门、林业部门、农业部门、海关、国土资源部门、环境保护等部门应合并为一个部门（本人认为可以叫大央行），以利于对社会生产进行有效的管理。象现在部门林立，政出多门，部门之间沟通、协调困难，企业虚假信息泛滥，不但降低了各项政策的统一性、协调性，而且也增加了社会生产的成本，不利于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的建立、统一和共享，降低了政策的适应性、及时性，增加了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难度。
十七、模型与税收制度
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是指在既定的管理体制下设置的税种以及与这些税种的征收、管理有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级成文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从税收制度的形式来看，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可按照构成方法和形式分为简单型税制及复合型税制。结构简单的税制主要是指税种单一、结构简单的税收制度；而结构复杂的税制主要是指由多个税种构成的税收制度。
按照前面的论述，本人的流水生产模型设置为简单型税制，也就是增值税或营业税单一的税种，而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复合型税制，而且这种复合型税制有税种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趋势。
这种越来越复杂的复合型税制不但加大了税收的成本，造就了税务机关的膨胀和税务中介的产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也扭曲了税收制度的本质。
在一般人看来，税收是财政支出的来源，是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地、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分配形式。其实这是根本错误的。
首先，财政支出是国家计划的一种形式，它不需要税收作为基础，是国家强制力、领导力的体现，国家发行货币强制流通就已经申明了这一点，因而我们都把通货膨胀称为通货膨胀税，游牧民族统治中原的早期都以掠夺作为财政支出的来源。
其次，税收制度的本质是国家计划、管理社会生产过程的反馈控制制度，其基本的职能是检查、统计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如果税收等于或大于财政支出，表示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或超额完成，如果小于财政支出，则表示国家生产计划没有完成，国民经济应进行相应调整。兵法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就是要根据形势采取灵活机动的行动，就是要进行控制和协调，如果只有计划而没有控制、检查，那就等于没有计划，进行企业经营的人都讲赢在执行，那么税收制度的本质就是一个检查执行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而流水生产模型把财政收入等于财政支出作为一个基本的假定，其实质就是指国家的命令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
再次，税务机关、税务中介都不创造物质财富，因而我们的税收制度应尽可能地简单，尽量减少税务人员和税务中介人员。
因此，本人认为，我们的税收制度应进行改革，尽快过渡到简单型税制。
十八、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定义，通货膨胀就是物价的普遍上涨，通货紧缩就是物价的普遍下跌，但本人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通货膨胀是消费品产量低于预期，通货紧缩是消费品产量高于预期。因为货币是社会管理部门的命令、计划，产量低于预期，当然就导致过多的货币追逐少量的物品，从而引起物价上涨；产量高于预期，当然就导致过多的物品追逐少量的货币，从而导致物价下跌。
在企业管理中，导致产量与预期不符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人、机器、原材料、方法、环境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而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我们同样可以从人、机器、原材料、方法、环境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于劳动力素质、装备水平、原材料的多寡、质量，方法的先进与否、环境的好坏对社会总产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本人不想赘述，在这里本人想补充的是以下几点：
一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程度，也就是人机结合程度对社会生产有重大影响，就象战场上每个士兵的兵器配备影响战斗力一样，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紧密结合有助于社会总产量的提高，如我国从北魏时期开始实行均田制，保证每个成年劳动力有可以耕作的土地，唐朝更是以法律（《颁田收授法》）的形式保障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革，科举制度正是均田制在政治制度上的反应，而象我国现在实行的高度集中的公有制下（土地、矿山均为公有），则很难产生政治制度的变革，也影响社会总产量的提高。
二是从国民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讲，原材料就是一国矿山、农产品等，在一定时期其多寡、质量是一定的，要想有所改变只能通过对外贸易，因此对外贸易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获得关键性的矿产资源和原材料，而不是获得外汇收入，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取敌之利者，货也”。我国原来的外贸政策就是为了获取外汇收入（这是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2002年我国外汇储备是4000亿美元，但那时石油大概20美元1桶，外汇储备能买约200亿桶石油，2007年我国外汇储备是14000亿美元，但现在石油大概100美元1桶，外汇储备只能买约140亿桶石油，相对石油来说，我国的外汇储备是降低了。这说明我们的外贸政策是失败的。
兵法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获取大量外汇收入而不是获得关键性的矿产资源和原材料，如果外汇贬值就会使得大量生产成果化为乌有，当前我国就正在经历这一痛苦的过程。
要想制定成功的外贸政策，就必须把外汇收益转换为关键性的矿产资源和原材料，其实际效果等同于增加c的量值，从而促进国民收入的提高，就象《孙子兵法》说的：“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仅仅追求外贸顺差只是停留于“杀敌者，怒也”的层次。
而且把外汇收益转换为关键性的矿产资源和原材料可以促进外汇收支的平衡，则“形人而我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掌握经济决策的主动权，汇率可以依据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主动调整，所谓“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象现在我国在外国政府的压力下允许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就是丧失了汇率决策的主动权。
同时，汇率的的升降应该在一夜之间完成，所谓“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彻底封杀国际热钱的套利空间。
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原材料涨价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降价必然导致通货紧缩。发生因为矿产品和农产品产量低于预期导致的通货膨胀时，我们就应通过补贴等途径增加矿产品和农产品的供应，而不是提高利率，因为此时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原材料和在产品不足，提高在产品占用量的期量标准是根本错误的。
当然，由于利率是以价值形态表现的调控指标，从数量的标准虽然不必提高在产品占用量标准即利率而要求增加财政支出，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增加财政支出的措施，而是采取提高名义利率的措施，同样可以保持在产品占用量标准即利率不变。设实际利率为r，通货膨胀率为k，则我们把名义利率调整为r1=（1+r）*（1+k）-1，此时实际利率不变。
四是方法包括前述的产业布局、运输方式、经济体制、生产组织方式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选择不同的方法决定不同的利率水平，方法选择不当也会引起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五是方法的改变与所利用的原材料、能源等资源有关，如我们现在主要利用石油、矿石等资源，但随着这些资源的耗尽，我们必须开发利用新的能源、新的材料，而新能源、新材料的利用，势必提高在产品的占用，降低社会总产量，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此时我们应提高利率也就是提高在产品占用量的期量标准。
六是方法的变化往往与寿命周期相适应，前面已经述及，“随着新主导产品技术进入成熟期，不断地标准化，使新主导消费品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使生产者都扩大产能，增添设备，社会经济进入繁荣阶段，而随着经济的繁荣，人们对该种主导消费品的需求逐渐满足，逐渐产生新的需求，使现有主导产品进入衰退期，最终使社会经济产生危机，从而形成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危机……的周期性的循环”。一般来讲，随着方法的成熟和标准化，在产品占用量减少，产品大量增加，往往产生通货紧缩，此时应采取降低利率也就是降低在产品占用量期量标准的措施，而随着主导产品进入衰退期，新产品产量又小，工艺方法不成熟，在产品占用量增加，社会总产品产量减少，往往产生通货膨胀，此时应采取提高利率也就是提高在产品占用量期量标准的措施。
七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上述人、机器、原材料、方法、环境五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西方经济学所论述的什么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等等都只是单因素决定论，是不全面的，譬如说原材料涨价了，但工艺方法改进提高了原材料利用率，总产量还是可以不变或者增加，从而并不一定产生通货膨胀。
八是既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多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制定，而不能出现通货膨胀就提高利率，出现通货紧缩就降低利率，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譬如说因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不紧密导致劳动者没有积极性而降低产量，引起通货膨胀，我们就应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能采取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就象我们当年实行改革开放一样。
十九、模型与价格体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所谓的价值规律。但按照本人的流水生产组织模型，这种价值规律是不存在的。因为：
１、按照流水生产组织模型，各种产品的生产必须保证一定的比例性，这种比例就是各种产品的价格，所有产品的比例就组成国民经济价格体系。脱离国民经济的生产体系，把单个商品的生产从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脱离开来，就是形而上学孤立观点的表现。
２、按照流水生产组织模型，国民经济的生产组织，是一个全社会参与的动态选择过程，组织形式的设计、调整，技术革新的发生、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明，都会使各种产品的生产比例发生变化，从而不存在一成不变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脱离国民经济生产组织的动态选择过程，静态地研究什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形而上学静止观点的表现。
３、按照流水生产组织模型，国民经济的生产，是一个由政府、企业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和直接劳动者等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动态选择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由全社会创造的商品价值，当作是直接劳动者创造的，就是形而上学片面观点的表现。
既然价值规律是不存在的，我们就应该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状况确定我们的价格体系，首先应确定土地、矿山等生产资料的价格，其次应确定税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汇率等价格水平，在这些基础价格确定之后，国民经济的生产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就是一个确定的可调控的过程。
而且价格体系是一国对外贸易中攻守、进退、奇正的体现，是一个由政府、企业所有者、经营者、管理者和直接劳动者等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动态选择过程，是各国政府不得不慎重决策的。
同时，本人之所以反复强调动态选择过程，是因为比较优势是相对的，动态的，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解释国家和企业的兴衰，也不能解释国际贸易变化的历史。
譬如说石油，1993年前，我国都是石油净输出国，是我们的石油多吗？当然不是的，只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化水平不高，我们的产出相对于我们的生产体系和消费水平多了，“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因而我们能够通过输出石油换回我们需要的产品，1993年以后呢，我们的工业化水平提高了，我们石油的产出不足了，这时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征收资源税提高我们的石油价格，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另一方面应寻找替代能源，如煤变油、秸秆气、太阳能等等。因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新能源领域就是“无人之地”，就是“其所不守”，就是国民经济的“奇”兵。如果我们把提高能源价格比做正面作战，那么新能源就是打埋伏。现在有人反对煤变油，认为煤变油只有在石油价格50美元以上时才能收回投资，如果中国大规模投资煤变油就会使石油价格降低，煤炭价格上升，煤变油的投资很难收回，这完全是无知的蠢话，如果我们大规模投资煤变油真的使石油价格降低和煤炭价格上升，这对我们进口石油不是天大的好处吗？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煤炭出口不是重大利好吗？
再比如我们常提倡的同工同酬问题，如果用相对的、动态的观点来解释，那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不同的企业所处的市场地位不同，企业的战略、策略、领导不同，不同的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国家的战略、策略、领导不同，提倡不同企业、不同国家的人同工同酬，就好比让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与李德领导的红军、与蒋介石领导的国军战斗力相等一样愚蠢。
再比如前文所述消费性产品、资源性产品、资本品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当代任何产品的生产都不再是手工生产，而且都是需要人进行的生产，而设备和社会人本身的生产就是一个消耗各种产品的复杂过程，因此，任何产品都可以是这三种性质的产品，我们的对外贸易并不必局限于哪类产品，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之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那种认为只有出口资本品或消费品才有利可图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十、模型与就业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政府总是可以通过扩大支出影响投资，从而达到充分就业。在本人看来，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因为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生产足够的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社会总产量与就业有一定关系但关系不大。前面已经述及，配备工人与技术水平和人口素质、人口数量等有关，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和人口素质条件下，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但我们既不能保证现有劳动者数量满足生产的要求，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工作岗位。就好像战争，战争的目的是胜利，兵贵精而不在多，我们有一百万军队，我们既不能保证这一百万军队能够打赢战争，也不必要每场战争都投入一百万人。
这样，就存在一个失业人口的生存问题，也是一个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解决的办法一个是养，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失业人口就是社会生产的预备队，我们要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失业时能够生存。第二个办法是训练，给与他们相关的培训，使他们在社会生产需要时及时投入生产。第三个办法就是让他们与生产资料有机结合，就象均田制让所有劳动者都拥有可以耕作的土地一样。因为生产本身就是最好的培训，让他们获得一定的资产性收入，使他们虽然不参与具体的社会生产过程，但随时了解社会生产状况。而且任何人对自己都是忠诚的，在社会生产不景气时，任何资产所有者都会首先雇佣自己。第四个办法就是缩短就业者的劳动时间，使所有劳动者轮流上岗。如果能够作到这一点，那将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
二十一、经济滞涨论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经济萧条和大量失业，过度需求则引起严重通货膨胀和物价水平上涨，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两者不可能呈同方向发生。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以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存在高失业率与高通货膨胀率或正在上涨的价格膨胀率同时发生的情况，即出现了所谓“停滞膨胀”，简称“滞胀”。面对这种现实情况，各国政府及经济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凯恩斯主义失灵了。
凯恩斯主义失灵了吗？当然是失灵了。因为他把就业与经济增长不恰当的联系了起来，同时也把多因素决定的通货膨胀变成了单因素决定论。
如前所述，社会总产量与就业并不是正相关关系，通货膨胀并不是由就业不足单因素引发。其实只要我们观察一下世界能源供应状况就可以大致明了西方的所谓滞胀现象大都发生在能源危机时期，而较高的失业率则主要是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不紧密，财富过度集中造成的。
二十二、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
根据前面的论述，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指挥领导系统，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无论是因为技术革命还是因为管理失误都可以造成金融危机，从而导致企业大量破产和经济衰退，可谓“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然而胜败乃兵家常事，善胜是为能，善败亦为能，这就要求我们对金融危机提出应对措施，避免经济的衰退。
发生金融危机时，不论是何种原因导致的，都会导致大量企业破产，财政收入减少，人民生产生活困难，税率、利率、准备金率、汇率、外汇储备等的调控措施都失去原有作用，生产体系遭到破坏，此时首要任务是政府稳定人们的心理预期，所谓“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政府应通过财政政策（主要是增加赤字和货币投放）重建生产体系，就好比打了败仗队伍被打散了，应集合队伍，确定损失，打散了的士兵归队是不应该受到谴责的。此时政府应抛开金融体系进行生产体系建设，把货币投放扩大到没有金融系统的水平，根据流水生产组织模型，零利率是可行的选择，在生产体系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根据新生产体系的运行状况对税率、利率、准备金率、汇率、外汇储备等进行调整。譬如说对当前造成全球恐慌的次贷危机，本人认为美国的措施是不妥当的。按照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本人认为应采取如下措施：1.大规模投放货币，确保生产体系的运行；2. 在生产体系正常后提高税率，降低财政赤字；3.用财政收入补贴低收入人群购房，增加财政支出，确保抵押贷款担保债券的信用等级；4.在生产体系正常后提高利率；5.成立国家全资的中央银行，调控金融市场。但美国政府只是实施了85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虽然暂时稳定了金融市场，其实体经济的衰退却是不可避免了。
当然，美国如果大规模投放货币会引起世界上以美元为主要外汇储备的国家的不满，认为这好象是明目张胆的抢劫。本人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担心，因为货币是指挥人们劳动的命令，只要生产正常，政府发行多少货币就会收回多少货币，并不会影响美元储备的购买力，相反，如果美国不大规模投放货币导致其生产体系不能迅速恢复，则将导致庞大的外汇储备买不到任何商品的窘况，其外汇储备的购买力就真正堪虑了。
因此，世界经济要走出金融危机的困境，还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合作。
二十三、模型与主义之争
根据本人的流水生产组织模型，国家应通过财政收支、货币投放、产业政策、总量控制等进行国民经济计划，通过税率、利率、准备金率、汇率、外汇储备等决策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而具体地生产过程，则交由市场来调节，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都是个人和企业的事情，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管理的统一性、层次性，实现了计划与市场的完美结合，计划之中有市场，市场之中有计划，计划与市场都是国民经济管理的指导原则。这就弥合了东西方经济学关于计划与市场、姓社姓资的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计划性是对的，但片面强调计划性，忽视管理的层次性，忽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就失去了计划的适应性、可执行性、及时性，必然遭到人们的抛弃，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状正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调节，注重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是对的，但不明白财政收支、货币投放、产业政策、总量控制、税率、利率、准备金率、汇率、外汇储备等国民经济计划的属性，甚至利率、准备金率、汇率、外汇储备等也完全由市场来调节，这就好比是一群乌合之众进行的战争，失败是必然的。
因此，在本人看来，所谓计划与市场、姓社姓资的主义之争是一场关公与秦琼的战争，是瞎子摸象后无聊的无休止争论，是一场徒费精力的口水仗。
二十四、结论
可见，通过建立流水生产组织模型，圆满地解释了乘数、利率、商业周期、银行、企业产生的原因、经济滞胀、次贷危机等问题，解决了此前所有经济学都没有论述的货币投放的根据、税率、利率、准备金率、外汇储备额的确定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宏观调控措施和严格金融监管的政策主张，弥合了东西方经济学的分歧，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宏观经济学体系，而且具有简单性、一致性、统一性等理论特性。
一是简单性，本人没有提出什么全新的概念，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计算和难懂的逻辑，也没有应用什么消费倾向、流动偏好、均衡等晦涩难懂的概念，只是应用普通人都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阐述，从而使经济学变得简单。有人说只有经济学家才能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和经济思想去深入探讨经济现象、经济问题，这是根本错误的，每一个人都能谈论经济学，谈论股票、谈论就业、谈论贫困，经济学就是这样简单，它不是普通人无法运用的玄妙学说，也不是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屠龙术，它是每个人都在实践的简单的学问。《论语》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人都是经济学家。前一段时间有经济学家说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人，我觉得对说这种话的人可以用“以学自损，不如无学”来评价，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配经济学家的称号。
二是一致性，本人始终坚持货币是社会管理部门的命令、劳动创造价值等基本观点，使本人的理论具有了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三是统一性，本人把企业管理中的生产组织理论、产品寿命周期理论应用于宏观经济学领域，使宏观经济学脱离主观的猜测而变成了研究客观规律的科学，并把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了起来。而本人坚持劳动价值论，把货币与劳动过程联系起来，既摆脱了古典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空谈劳动价值论而不研究劳动过程的弊端，又克服了现代经济学联系生产过程但简单的单因素决定论的错误，沟通了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使现代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统一了起来。而且本人的理论具有超强的解释力，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股票交易中的波浪理论可以很顺利的实现对接，从而使整个经济学统一起来，并最后完成了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本人把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把现代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统一起来，则使经济学变成了一门统一的科学，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的诞生。
当然，本人的学说具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强调变化，我国的《周易》就是讲变化，只有变化是不变的，《孙子兵法》也说：“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说明不存在到处适用的所谓经济模式，最近我国有学者想探讨我国经济模式在世界推广的可能性，我认为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如果确实想使中国模式对世界经济有所贡献的话，我的观点是：中国模式对世界各国的启示是，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内外条件确定自己的发展模式，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同时，本人把《孙子兵法》灵活运用于经济学领域，对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如果说古时侯家庭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而现在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则是企业，既然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统一的，如果把“家”理解为企业，则“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等八条目本人证明了后三条，至于其他五条不是本文所探讨的内容，但本人相信也是不难证明的，因为经济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战斗，人生则是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战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不过是一个知己知彼的过程而已，愿我们携起手来，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为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书目：
1.《电子工业企业生产管理实用教材》，电子工业部生产司、电子工业企业管理协会教材编写组编著，1984年版
2.《生产管理学》，洪国芳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版
3.《经济思想史教程》，马涛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
4.《西方经济学名著介绍》，朱彤书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
5.《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罗志如、范家骧、胡代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2009年1月13日
[1]参见本人文章《关于废除公有制的建议》。
[2]参见本人文章《关于废除公有制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