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众所周知，袁隆平是世界闻名的“杂交水稻之父”，他研发出来的杂交水稻，对中国解决温饱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4月6日，在三亚杂交水稻试验基地，《广州日报》对袁隆平进行了一次专访。通过媒体的报道，人们获悉这次专访中袁隆平主要表达了五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难度很大，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单产。”
第二，“为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他建议政府改变补贴方式，高价收购农民粮食，再平价卖出。”
第三，“从一般杂交稻的研究成功，到超级稻的一期、二期，他将我国水稻的亩产量从300公斤左右先后提高到700公斤、800公斤。如今的目标是，超级稻在2012年实现亩产900公斤的梦想。 ”
第四，“粮食是战略物资。根据联合国的最低要求，粮食储备要70天。日本是120天，后来提高了标准，增加到半年。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他的建议是，中国至少要100天，最好能达到半年。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比如干旱、洪水，就不会出现没饭吃的情况。”
第五，“我们政府现在给了农民很多优惠，很多补贴，我认为方法要改进。现在是按田亩补贴，比如在湖南，一亩田100来块钱，还是可以的，但是对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作用就不太大。 我们国家现在最低保护价不到90元/百斤，我建议政府用110元/百斤收购，高于20元，然后平价卖出去，这样就能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刚才我讲超级稻全国平均亩产是550公斤，如果每斤提高二三角，他一亩田呢，就可以多挣300元的收入。从湖南来讲，一家大约三四亩田，他一家可以多挣1000来块钱的收入。全国1万亿斤粮食，商品粮占三分之一，3000多亿斤，每斤提高2角，就是700个亿了。我的意思是提高3角，提高到1000个亿。我们的补贴现在已经有700亿元~800亿元了。我建议提高到1000个亿，大大提高农民的积极性。这个钱，国家是拿得出来的，政府有这个财力。”
显而易见，袁隆平的上述粮食观念，对提高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但是，他老人家的粮食观依然是局部的，至少六个方面需要拓展。
第一，粮食高产与平均亩产需要兼顾。既然粮食既然是战略物质，那么，粮食生产则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可是，他老总是强调高产稳产，始终没有提及全国粮食平均产量。即，国家公布的08年5亿吨粮食产量，大约是16亿亩耕地实现的，平均亩产约330公斤，相信他老应该知道这个重要数据。因此，什么原因导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不是很高，是国家社会乃至专家与民众都应该高度重视的。
第二，对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建议，过于保守。因为他说：“我们国家现在最低保护价不到90元/百斤，我建议政府用110元/百斤收购，高于20元，然后平价卖出去，这样就能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刚才我讲超级稻全国平均亩产是550公斤，如果每斤提高二三角，他一亩田呢，就可以多挣300元的收入。从湖南来讲，一家大约三四亩田，他一家可以多挣1000来块钱的收入。”显然，这对于当前的农民家庭来说，这1000元收入也依然偏低，因为最多只相当于一个老力两个月在外打工的节余积累，进而是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的真实原因。
第三，确保全国粮食增产丰收，除了高产之外，还在于土地的有效利用。落到实处，就是如何进一步提升农民的种田积极性，特别是消除一些土地被撂慌的情况再度发生。
第四，“三农问题”需要切实关心。一个科学家，做好本质工作是责任，之外，需要关注与自己工作密切相关的那些社会问题。对于农业专家，关心中国的“三农问题”天经地义。否则，即使更高产的农业技术被研制出来并得到广泛应用，可是种田的农民依然面临着“三农问题”，土地依然有撂慌的情况，因此，就是对科研的讽刺。显然，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让这些社会性问题得到更好的调节，特别是从经济政策上予以调节，让农民从内心深处真正的有种田的积极性。
第五，农业后继乏人的问题，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关注媒体对农村和农业的相关报道，人们都知道现在的农田主要是中老年人在耕耘，因为大多数青壮年都进城打工去了，这对于中国这个非机械化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后继乏人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反思原苏联解体前的情况，那时的苏联的军力是强大的，可是，他们当时的农业基础已经严重衰退，否则，苏联说不定还不会就那么被解体了。其中，苏联解体后国民缺少粮食与生活用品的艰难困苦情况，通过当时的媒体消息，咱中国的老百姓都是知道的。
第六，当前的一些矛盾与焦点，需要找到最佳解决办法。因为，一方面中国的轻工业生产过剩，农民工失业人数超过两千万。另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农民的粮食生产性收入偏低，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不高，尽管补贴再提高每亩20元，但伴随的生产积极性可能提升得不多。再一方面，粮食是一国之本，尤其是面对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还在持续之际。因此，最佳的解决办法，在于让农民种田的收益，要与外出打工节余的收益基本接近或者是相当（每户每年约5000元），进而才能引导农民工自动回乡务农，随之缓解就业压力，提升消费需求，确保农业后继有人。
总而言之，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特别是不断提升的杂交水稻技术，对中国与世界的贡献都是杰出的，世人永远也不会忘记。对于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还在持续的今天，如何进一步激活内需，如何解决好两千多万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如何切实提高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如何确保农业后继有人、确保粮食稳产高产并坚固国防基础等，是袁隆平这样杰出的科学家也需要拓展的“大粮食观”。
如果国家把粮食收购价格在目前水平上翻一番（每斤补贴1元），每年大约要提供补贴1万亿元，但也只是目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四分之一，或许是国家基本能够承受的，当然，这是在保持粮食、化肥、农药在目前销售价格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是落实到农户的对粮食产量的直接补贴。随之而来，目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焦点问题、“三农问题”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或许都将迎刃而解。这就是“大粮食观”，是超越局限、突破思想障碍的“大粮食观”，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一切基础的基础。
另外，建议袁老有空的话，不妨读读戴旭的新著《盛世狼烟》（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87825），哪怕是了解一下提纲或梗概也好，或许，对提升“大粮食观”有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
借此，衷心祝愿袁老身体健康、新成果倍出！
二〇〇九年四月九日 于中国衡阳
看到很多讨论中国度过经济危机的文章，几乎全都是一个看法：中国人储蓄率高，不喜欢花钱。由于中国没有解决医疗教育问题，中国人不敢花钱。似乎如果只要治疗好中国人心理毛病，再解决一下中国教育和医疗问题，中国老百姓就敢花钱了，消费就上去了，内需就解决了。而且不仅新自由主义学者这样说，连左翼学者也都这样说。贫道奇怪的是，学者们怎么不查查资料再说话呢？
中国人储蓄率高么？确实不低，2008年城乡居民存款22万亿。2006年城镇居民生活性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84.7%，也就是储蓄率达到15.3%。农村消费支出占纯收入比重为79%，也就是21%用于储蓄。但是，这是总量指标，并不代表“中国人”。因为只有多数中国人的储蓄率高了，才能叫中国人不爱花钱或不敢花钱。
可以看看下面统计年鉴数字：
2006年农村居民现金支出/现金收入（由低向高每20%群体）
20%// 20%// 20%// 20%// 20%
134%/ 102%/ 94%// 87%// 76%
也就是说，中国有40%的农民是透支消费的。这批人将近3个亿，平均透支18%，也就是他们是靠借钱维持日常开支的。“花钱欲望”大得惊人，连美国人都比不上。再往上40%群体，现金储蓄率也并不高。中国农村习惯是穷帮穷富帮富，有点钱的帮助穷亲戚。如果通算总计80%的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平均为3245元，现金支出平均为3174元。储蓄率只有2%。平均每人一年储蓄71元。这个群体涉及6亿人，几乎是中国人的一半。
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中，5%的贫困户的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为104%，也就是他们也属于透支群体。10%的最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为96%，也就是说储蓄率只有4%，每人一年储蓄146元。这个群体总计560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基本不储蓄，有钱就花完了。他们总计一年储蓄了508亿元人民币。占当年新增城乡居民存款20536亿元的2.5%。剩下不足一半人储蓄了97.5%。
3月31日《每日经济新闻》的一篇报道说，“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到2008年末，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达到了约30万人，而这里所说的高净值人群就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预计到2009年底，高净值人群将达32万人，同比增长6%；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万亿元。”可投资资产一定大于他们的储蓄，因为他们还需要生活用储蓄。因此总储蓄不会小于10万亿。2008年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含外汇）22万亿，0.024%的人占其中10万亿。
因此，简单看总量数据就认定中国储蓄率高，只要能忽悠的老百姓愿意花钱，中国内需问题就解决了，是瞎子摸象的看法，鸵鸟的做法。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即使解决了他们医疗问题和教育问题，他们一样没钱可花。2006年80%的农民现金收入平均为3167元，月均264元，这还包括买化肥农药汽油的钱。生活性现金支出月均只有162元。这些钱如果买4元一盒的盒饭，3天吃4盒。就指望这个消费能力，去启动内需？可这些人占中国的一半人口！
因此，再不要说中国储蓄率高，老百姓不愿意花钱的话了。自己欺骗自己，有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