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上回《懂；似懂；非懂；真懂——通》文强调：一招平天下，需求曲线可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统一。有朋友提出探讨：经济学为什么能够统一哲学社会科学？除了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之外，重要原因是通常对经济学的狭隘看法，局限于商品，甚至局限于生产。
实际上，经济的法则无处不在，从宇宙明显偏爱圆弧线这一点就充分反映出来。在“注目礼”思想体系的推演中，不仅人与人的关系是个经济学问题，而且人与自己的关系——即通常所讲的道德修养——也是个经济学问题。甚至极其可能，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道德修养来的。单纯或真诚——用经济学的话讲，可叫“市场化”——不只是个道德境界的问题，也是人身心节能的根本法则。
下面的文章分别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和人与自己的关系层面探讨什么是经济学，前篇《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写于2007年3月，后篇《道德修养是个经济学问题》写于2006年10月。
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
前不久，在天则第330次双周论坛上，我作了个被打断的发言，后整理为《为“窝里斗”平反——兼谈为什么总是资本雇佣劳动》，通过电邮给师友们作了群发，以就教各方。
当时也在现场的茅于轼老先生对该文作出回复：“注目礼的学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这一点应该肯定。但是你不认为你的发言偏离了讨论的主题，恐怕很难得到大家的同意。”（注：我后来就“流动性”问题写了篇专门文章，叫《“流动性”究竟何谓》，茅老曾表示赞同,基本结论是：流动性过剩，所反映的是一个经济系统缺乏价值投资，投机盛行。）
一位刚认识不久的朋友也作出回复：“我觉得这个人对经济学狗屁不通，大家不要理他。”并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就是明证！”紧接着又引用一段话，底火十足地批曰：“更是胡说八道！”可谓手起刀落，咔嚓一声！
今天主要想就后一位朋友的“就是明证”作一个答复，鉴于这位朋友明显很年轻，而且可能也像我一样名不见经传，姑且隐其尊姓大名。应该说，他是直率的，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嘴头上就这样说了。但我感觉到，对经济学的定义的确应该有一个说法，特别是不少的人对经济学的理解仍停留于原始而狭隘的阶段，非常有必要进一步阐发一下为什么说“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这也是我2006年10月在淮海工学院一次讲座的主题。
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年年颁，但经济学是什么，可能还没有人能真正说清，以至于一个叫的富兰克·耐特的经济学家无可奈何地从历史的角度来定义经济学，提出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研究之学问”。耐特原是严肃认真的，但有人不买账，反讽道：“经济学家就是研究经济学的专家。”仿佛想起中国人对对子。
在提到经济学时，如果对经济学没什么了解，我们通常会想到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所谓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一门学问。这个定义固然不错，但过于初级，似乎比所谓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研究之学问强不到哪里去。
如果对经济学有所接触甚至是学习，我们通常会提到第一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这一定义比较明确，包含商品、生产、分配、价值和稀缺这一些经济学基本概念，相当“凑合”，这或许也是萨氏初版于1948年的大部头《经济学》成为高等院校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原因吧。
但诘难并非没有，就我们所知，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韩德强先生对萨氏的经济学定义的批判十分有力，韩先生在他那本针锋相对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及人的相互关系，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人及人的相互关系，可萨氏却没有明确地指出社会是什么。
但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博弈论的流行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边界得到大大的拓展，经济学越来越象最广义的社会学问。看一看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市场”的“经济人”分析，读一读曼瑟尔·奥尔森对国家兴衰和集体行动的经济学解读，看一看道格拉斯·诺思等人从“经济人”角度对产权变迁的透视，读一读加里·贝克尔等人对习俗与传统乃至时髦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经济学越来越切近人与人的关系这一个核心层面。
就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尽管仍没有谁明确地提出“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但这一趋向完全昭然若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纳曼教授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瑞典皇家科学院奖励他将心理学的研究心得应用到经济学，特别是行为经济学，可卡纳曼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个经济学家。如果按萨氏的经济学定义，卡纳曼能够拿诺贝尔经济学奖吗？
事实上，对经济学而言，向人与人的关系切近不过是返祖而已。列宁同志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时曾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一点是非常英明的，经济学原本就是政治经济学。
按马克思的看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真正始祖是英国的威廉·配第。配第提出要建立一门称之为“政治算术”的新学问，他解释说，“所谓政治算术意指运用数字，对于政府有关的事务进行推理的技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熊彼特亦指出，“政治算术”是近代经济学的最初命名和起源。
如果追溯到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就不只是政治经济学了，更原始也更基本，是伦理经济学。事实上，斯密的身份原本就是伦理学教授，作为《国富论》之前奏的《道德情操论》更是一部最鲜明的伦理学著作。
在中国语文中，“经济”二字原本就是“经纶济世”。按专家的考据，经济学的英文“Economic”，原本也是指氏族和家族管理。这不也是“经纶济世”吗？既然是经纶济世，自然就离不开人及人的相互关系。
《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从头到尾讲的就是人及人的相互关系，更明确地说，是“我”及“我”与别人的相互关系，全篇贯彻“我”的经济学思考——旁白反复出现“‘我’始终在考虑成本、收益和效率”——旗帜鲜明地宣告：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
为什么说“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呢？也可以从“交易”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基本概念进行一个理解。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但西方经济学对交易并无统一定论，有的认为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有的认为交易是稀缺资源在市场上的交换和配置过程；有的认为交易是一种用更满意事态替代不满意事态的企图……这形形色色的解释都不错，但都不彻底，最终地讲，交易就是“注目礼争夺战”——用现有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交易就是人与人的博弈；用现有政治学的语言翻译，交易就是人与人的斗争——因为人就是为“注目礼”才成为社会人的，社会是一个“注目礼”市场，人原本就是来社会做“注目礼”交易的；为此而花费的成本当然就是交易费用了。既然交易是人与人的博弈，那经济学自然就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这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走笔至此，原本煞尾，但意犹未尽，请容许我罗唆两句：我们很有一些学人，不是自己掌握理论，而是理论掌握自己，既不曾在学术上来一番追本溯源，更没有在思想上进行哪怕是一丁点的终极思考，有的是鹦鹉学舌之功，缺的是实事求是之力，但却喜欢去螳臂挡车，喜欢去蚍蜉撼树，喜欢去以蠡测海！赵本山怎么说来着——
悲哀啊——悲哀！
道德修养是个经济学问题
欧阳君山
儒家、道家和佛家对修炼的要求，说起来千言万语，两个词说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一个词说穿：市场化！
——题记
注：上回谈《修养无极限》，有朋友问到学佛修道的事。说到底，学佛修道就是提升一个人的能量级别。怎么样提升能量级别呢？实际上就是不浪费能量，要做到不浪费，必须懂得经济学，而且必须懂到市场。《易》之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其实就是市场，就是由“看不见的手”运化一切。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深刻揭示了中华哲学的底蕴，同时更从最基本的层面深刻揭示“看不见的手”的本质。文章写于2006年下半年，曾先后在《经济学消息报》和《民主与科学》杂志上刊发。
《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全书贯穿一个主人公“我”，而且“我”自始至终在盘算支出、收入和效益，书中反复提示这样一句话：经济学是“我”的元学问！
经济学究竟“元”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认为，经济学是最最根本的，全部的哲学社会科学，乃至大哲学家康德当年所提出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都可以被统一在经济学的范畴内，经济学能够一“元”化到底。因为制度经济学的巨大成就，学界已经接受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但我们的说法可能太彻底，属于经济学一元主义，有点惊世骇俗，一下子会让人感觉难以接受。这是十分正常的，任何一种新思想，大伙最初的反应可能都会难以接受，若一个个立马都心领神会，那还是新思想吗？
为了帮助大伙消化经济学一元主义，今天从一个大家都熟悉的角度来谈一谈，这就是道德修养的角度。道德修养也是个经济学问题？我很早就想专门论一论此一问题，“刺激”来自于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一句话。事情说的是到南沙沟小区拜访茅老的人特别多，老人家都热情接待，从不在意来访者的“来历”和“动机”。《南风窗》记者曾向茅老好奇地问起为什么，老人家说了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这属于地道的经济学答案，但问题却是个典型的道德问题。
茅老在为人处世所表现的单纯和善意，正是孔夫子当年所提倡的“不逆诈，不臆不信”，中国人的通俗圣典《菜根谭》也有相关论述，原话是：“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这种种看起来都像道德说教，茅老一句“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另辟蹊径，举重若轻，发人深思！
实质上，茅老的话是用经济学的语言为孔夫子和《菜根谭》的话点了题。孔夫子和《菜根谭》没有直接说“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但意思应该就在于这一点，至少也包括这一点。我们不应该苛求古人，因为古人没有经济学，更没有“成本”的说法，那时候的整个舆论和语境是就道德说道德，大家也接受这样的道德说教，倒是“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会让人唐突不知所以。
但今天如果再简单地重复孔夫子和《菜根谭》的话，那就真个是正儿八经的道德说教了，容易让人心生厌倦。对道德问题，对古代智慧，乃至对整个的中华文明，我们都应该像茅老称“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一样，用今天的语言来点题，如果能够做到用经济学的语言点题，自然更好，因为当今学术上的整个舆论和语境决定着经济学的说法可能会让人更容易接受。
说到道德修养，最崇高或者说最成熟的道德修养是什么样子呢？中国有一部古老的书叫《易》，被誉为“群经之首”。一般认为，《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各家各派都从它而起。《易·系辞》上有句话：“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意思是说，只要你能够完全放松，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展开，能虚静下来是一件最了不起的事！如果说《易》是中华文化之源，那“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就称得上中华文明的源中之源。《道德经》五千言，乃至于《道藏》八千卷，南怀瑾先生用六个字高度概括——“致虚极，守静笃”，而这不过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另一个说法。应该可以说, 虚静就是中华文明所推崇的最成熟的德性!
这与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初看上去的确与经济学风马牛不相及，但既然说道德修养是个经济学问题，作为最成熟的德性，虚静就应该与经济学有关系，而且应该大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市场化势不可挡，这对各国政府提出了什么要求呢？如果要加入全球化进程，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非常明确：放弃管制，不能干预，尽可能地开放市场，乃至完全放松！这不正是要求各国政府保持虚静吗？
在讲道德修养时，在讲修身克念时，儒家、道家和佛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那就是——“勿忘勿助，顺其自然”！意思就是说，人在修炼中，对心中的念头不要干预，不要管制，不要计划，而应该尽可能地放开胸怀，无心任运。比如唐代道士吴筠在《玄纲论》中的一段话非常典型：
道不欲有心，有心则真气不集。又不欲苦忘心，苦忘心则客邪来舍。在于平和恬淡，澄静精微，虚明含元，虚明含元，有感必应。应而勿取，真伪斯分。
这不正相当于由“看不见的手”运化一切吗？其实，用经济学的语言讲，这就是市场化！儒家、道家和佛家对修炼——包括养生在内——的要求，说起来千言万语，两个词说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一个词说穿：市场化！
有趣的是，从修身克念上，我们更能够准确地理解市场化的微妙之处。人具有自我意识，人的心态的市场化不可能是枯木死灰，自我意识完全泯灭，能且只能是勿忘勿助。一个成熟政府的市场化也是如此，不能助，但也不应忘；换句方便的话说，它是“无政府主义”，又不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思想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曾几度交锋，全球化和民族经济的关系也引发争议，至今未果。原因是不是我们没有能够把握到这里面的微妙关系呢？
世界贸易组织对政府的要求，与《易》对道德修养的要求，二者相通，这应该已经没什么疑问。学界之所以没注意到这二者的相通，一者可能因为我们的经济学是从西方来的，人们不会把市场化——或者说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修炼联系在一起；二者因为因为搞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对西方经济学了解不多，而且也不一定就深入研究到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修炼或道德修养，人们更容易于停留在一些表层研究上。但没注意到不等于事实上不存在！现在的问题是：二者的相通是属于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必然的联系？难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真的就是“看不见的手”？我们且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一位叫蒙克夫·基德的登山家，在不带氧气瓶的情况下，多次跨过6500米的登山死亡线，并且最终登上了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他的这一壮举1993年被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因为乔戈里峰高近8000米，自1881年有人携带氧气袋登上此峰后，一百多年过去了，还从来没有人能扔掉它。
奇迹是怎样被创造的呢？在颁发吉尼斯证书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美籍印度人如是描述说：我认为无氧运动的最大障碍是欲望，因为在山顶上，任何一个小小的杂念都会使你感觉到需要更多的氧。作为无氧登山运动员，要想登上峰顶，就必须学会清除杂念。脑子里杂念愈少，你的需气量就愈少；欲念俞多，你的需氧量就愈多。
这个有点极端但意义典型的案例可能启发了我们两点：一是人的心理与生理紧密相连，每一个念头都需要消耗生理上的能量；二是杂念消耗更多的生理能量，心态单纯可以节能。这两点自然而然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把人身也比作一架机器，如何以最少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效益呢？这正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经济学问题！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所谓修炼或道德修养，所面对的问题应该就在于此，舍此以外，人身上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问题呢？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之所以也是养生哲学，道理正在于此。
《大学》有个说法，叫“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这里的“胖”指的是舒泰，不是肥胖。意思就是说，就像有钱能把房子装修得更漂亮一样，有德能够使人的身体健康舒泰。这应该是真实不虚的，蒙克夫靠没有杂念登上乔戈里峰，不正表明德滋润了身吗？中医就是整个奠基于“德润身”之上的，中国民间流传“药医不医病，佛度有缘人”，道理也在于此。
既然存在一个身心经济学，那世界贸易组织对政府的要求和《易》对道德修养的要求二者相通，可能就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存在必然的联系。我们平常有一个说法，叫“内心世界”，这并非夸张的说法，人心中的念头各种各样，“念”念不息，“头”头是道，我们甚至很难平静一个区区五分钟，难道这还不是一世界吗？既然是一世界，存在一个经济学问题，何足怪哉！
道德修养——包括养生在内——就是面对和处理此一经济学问题的，它的最后答案是什么呢？正可谓内外合一，外在世界经济学的最后答案也就是内心世界经济学的最后答案，这就是：放弃干预和管制，尽可能地开放和放松，由“看不见的手”运化一切，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