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与熊掌兼得之术:保民生与保增长如何兼顾?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评论闭幕的今年两会时说:“中国将‘保增长’与‘保民生’挂钩是实现经济转型战略的前奏”。“保增长”的确在两会上被称为“最强音”。

这里涉及到三个中心词汇:“保增长”、“保民生”,与“经济转型”。

“保增长”即大家已经熟知的“保八”,即2009年中国GDP增幅不低于8%;“保民生”大家也不陌生,就是完善全民社会保障,提高社保的覆盖面。这“两保”是比较明确的,民众是众所周知也普遍拥护的,尤其是以提高社保覆盖率为核心的“保民生”。

但是,第三个核心词汇“经济转型”就有点另当别论了,不仅很多人不知道其具体含义,而且即便是知道一二也并非一致认同,它更像是一个源于学术圈(准确地说是来自于某些经济学家)的一个理论性、政治性意义大于实际学术意义的观点。

早在五年前,时任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杨宜勇研究员主笔写了一本《加速转型期--加速转型中的发展与改革》(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书中指出:中国目前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具有以往许多不同的特点:

①从经济结构的转型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将由生产主导型转向为流通主导型;

②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资源约束型经济正朝着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

③已经实现了由短缺经济转向低层次的过剩经济转变,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供过于求将成为市场的常态;

④由于社会组织结构的三足鼎立,客观上要求从审批经济走向法制经济和自主经济;

⑤深度市场化导致未来分化继续加速,抵御分化加速的力量正在形成之中,社会分化导致社会价值观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⑥家庭小型化使得社会越来越松散,刚性越来越差,柔性越来越强,由此导致社会不确定性在增加,但是其主动适应性也在增强;

 鱼与熊掌兼得之术:保民生与保增长如何兼顾?

⑦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知识经济开始萌芽的条件下,经济也正在从货币资本主导型转向人力资本主导型;

⑧中国的改革将越过临界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益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或者计划经济时期的典型手段将不再复归。

杨教授这个“转型八点”其实可以归结为一点,核心就是三个字——市场化。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史,其主题就是“转型”,“转型”就是从过去的几乎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当前几乎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要想知道这种转型的程度有多大,只要看看当前中国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就明白了,或者看看中国经济受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就可以了。中国人自己过去更加习惯于用“改革”一词表述这种“转型”。那么,现在再高调强调“经济转型”,就难免有歧义和质疑产生:是改革的深化?还是对改革的反思?如果直接用“深化”或者“反思”,政策指向一目了然,但是“转型”一词就非常模糊了。

事实上确实存在两种观念。有人说“转型”就是改革的深化,要把已经推行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尽可能推向全面化、完全化,彻底放弃计划和国家行政干预与垄断。这些人担心的是三十年的改革会半途而废,会走回头路。而另一些人恰恰是要走回头路,他们对改革有着冷静的反思,对市场经济的无限制扩张和无所不在的渗透以及由此带来的这种社会问题深感忧虑,因此要“向回转”,要让市场经济有所收敛。

政府的观点似乎更加接近前者,担心在中国不遗余力推行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市场经济革命会停滞甚至倒退,这从政府工作报告等等官方文件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但最新出台的医改方案,可以说是“向回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把基本医疗明确列为“公共品”而退出市场化领域。这可以看作是“反思派”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深化派”并没有认同,网上依然有不少对此番医改方向的否定意见。

 

既然“转型”一词尚存歧义,我们不妨将此暂且搁置一边,谈谈概念比较明确的“两保”究竟能不能一举两得以及如何一举两得。

世界经济的现行问题恰恰是用透支“民生”的方式换取“增长”。市场本身的逐利性和自保性决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对民生负责任,那种强调市场参与者(厂商或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说法其实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市场参与者必然地会选择唯利是图的“保增长”目标,而不择手段,包括舍弃民生。

中国既往的方针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用当前流行的词汇就是“增长优先,兼顾民生”。尽管在两会上不断有代表为“保增长”做注释说“保增长就是保民生保稳定”,而没有人提出“说保民生就是保增长保稳定”的说法,即保民生还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如此一来,“兼顾”之下往往是“兼而不顾”,因为在这个拜物教的社会里,增长、效率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市场参与者全心全意追逐利益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岂有闲工夫去兼顾其它?市场就是逐利场,逐利就会惟利是图,不然就会逐而不得,被竞争淘汰出局,“惟”就是“不二”,“不二”就是没有办法再“兼”了,因此“兼顾”不过是安慰词。

在全世界推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当中,都在努力透支民生以换取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民生”难免会日益恶化,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在修补民生方面远远无法克服市场自身造成的分化惯性。贫民队伍不断产生,房奴、卡奴等等新式奴隶族群涌现,失业或难以就业的人群不断扩大。

但事实上,“两保”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民生”是民众的必要需求,按照行为心理学的理论,需求是分层次的,必要需求属于基本的、底层的需求。而“经济”所对应的需求应该属于民生之上的非必要需求,而非必要需求只能在必要需求得以满足之上才能得以顺利展开。因此可以说,“保民生”是“保增长”的前提或基础。如果“民生”不保,“增长”也是不可能的,经济也不可能平稳发展。

 

两保兼顾的策略其实之前的帖子当中已经给出,即“以社保作为经济体的货币入口发行货币”。在此不妨再次简述一下之前的这个观点及其相关理论。

一个理论不能够以两种矛盾的基本观点为依据,这就形成了理论体系的“内部逻辑矛盾”。而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理论,即增长依赖于“投资”“消费”“净出口”的说法,恰恰就是一个具有明显内部逻辑问题的说法。“净出口”导致经济增长是对的,这是将货币存量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表达,但是和“投资+消费”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厂商部门的“投资”,就是对居民部门的“进口”,而居民部门的“消费”,就是面向厂商部门的“进口”,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内部,厂商投资与居民消费,对于经济体整体而言,作用一定是相互抵消的,即不可能构成经济体总体的货币增长,这就同把净出口带来的货币增长当做经济增长的观点矛盾了。

如果认同在货币经济体系之下http://www.jjxj.com.cn/articles/14744.html “经济增长即货币增长”这个道理,两保兼顾就不难了,只要面向居民按人发钱,数量控制以社保水平(恩格尔指数)为限,即可既保民生又保增长,两相兼顾两全其美。

或许有人说这种用印钞机保增长的做法没有意义,是吹泡沫。是的,经济本来就是泡沫——稳定的经济秩序对应的是建立在必要需求被满足之后产生的非必要需求之上;货币本来就是泡沫符号——过去用GDP增幅当做货币发行量尺度,而GDP对应的不过是消费掉的东西,留下的货币都变成了没有对应物的泡沫符号;货币拜物教本来就是一种虚幻——同一切宗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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