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已经遍及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也已经出台。在城市贫困救助方面国家已经给了一个完整的说法，应该可以万事大吉了吧。 然而，映入我们眼帘的一些关键的统计数字仍然扎眼。当全国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镇已经全部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保障对象却只有281万人。在舆论的不断催促下，直到2000年底这个数字才缓慢地攀升到402万。与学术界的判断中国有1500—3000万城市贫困人口相比，仍然相去甚远。 严酷的事实使我们意识到，新出台的法规政策的文字表述并没有能如吹一口仙气般地就把保守的壁垒击碎，说句套话：万里长征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一项震撼灵魂的研究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八年，冬天。 上海，隐匿于西藏路和延安中路交界处高架路的阴影中因而不太显眼的一个宾馆里。 “头，现在我可惨了，身上分文不名，想买包烟都没有钱了。”参与“城市贫困家庭生活状况与需求”调查的同事纷纷诉苦。 个案记录上这么写着： 上海，6岁的B小弟：“叔叔，我在幼儿园里挺好的，老师今天夸我，说我坐得端正。……我在家不听话，很想吃肉，果冻，鸭子，糖果、红烧肉，喝牛奶，桔子水……”（话题转到“吃”，一直端坐在小凳上乖乖地听着大人说话的他，忽然拉着我的手，一反刚才的畏畏缩缩，急切地表达他那常常被大人归为“不听话”的渴望，直到涌出的口水堵住了嗓子。可以想见，这些话已经在他心里憋得很久很久。） “没办法，我只能抱着他，去了一家食品店，……” 这个课题于1998—1999年在上海、武汉、天津、兰州、重庆等5个城市展开，凡一同参加调研的同事很少能躲过这一“劫”——并没有谁在强迫你，而是你自己情不自禁就……因为你已经亲历了这般情境，只要你还算是个人，你就不得不…… 再来看看几个个案： 武汉，9岁的F小妹：“我爸、我妈都没有工作，家里很穷，吃得很差。我有时很想吃鱼吃肉，可奶奶说家里没钱，只能买最便宜的青菜。……（趁奶奶出去给我倒开水，她忽然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紧张地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那时候我才7岁，不懂事。有一天，奶奶说是我的生日，我就吵着要吃蛋，同学们过生日都吃蛋的，可是家里……第二天，妈妈不见了，听说她是回外婆家了。……我一年多没见到妈妈了，我希望妈妈能够快点回家。”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就像开了闸似地流了出来。 天津，37岁便卧病在床的W先生边说便拭泪：“吃饭和买一些生活日用品主要是花我父母的退休金。我母亲每天都去早市买菜，总拣便宜的买。偶尔买块牛肉，也要切成几小块放在冰箱里分着吃，吃的时候也主要是惦记着我。……孩子太懂事了，从来不吃。就是夹给她，她也都是夹到我碗里来。我生病痛苦不算什么，可孩子正在长身体，却跟着我受罪，我看着心疼啊，觉得对不起闺女。”
兰州，80岁的S大娘说：“我吃得很简单，每天吃两顿饭。买上三个馍馍能吃上1、2天，几斤洋芋能吃1个星期。（在老人厨房里，有两堆大葱，根部用土埋着，让它们自己慢慢长）这大葱每天我就剪它上面的叶子吃，2块5的葱我可以吃上一冬天。……有好米好面我就享福了！” 不知你看到这些贫困家庭的诉说会有什么样的感想，难道还能将头埋入沙堆作鸵鸟状？ 调查数字给我们的震撼力更大： 目前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上海略高，相当于社会平均收入的40%左右，其他城市都在27—28%。而在1981年，社会平均收入是45元，社会救济标准是15—18元，占社会平均收入的33—40%。1991年，社会平均收入是143元，社会救济标准是60—70元，占社会平均收入的42—49%。 提出上述问题，并不是主张感情一冲动就轻率地去调高标准，而是想让人们，尤其是决定政策的人们知道，我们确实还没有理由沾沾自喜。 在如此之低的收入状况下，目前城市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呢？ 在食品消费方面，一星期中吃不上一次肉的家庭上海没有，重庆是11%，武汉和天津为42%和45%，兰州竟高达64%。一星期能吃一次肉的兰州是27%，武汉、天津、上海分别为33%、34%、35%。贫困家庭吃蔬菜也只能买最便宜的吃，这个比例上海和兰州分别是81%和83%，武汉是90%，而天津和重庆高达94%。即使是这样，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60—70%。 贫困家庭中成年人基本上都不买新衣服，这个比重天津和重庆高达94%，兰州是92%；上海和武汉是91%。他们穿的是亲友赠送的衣服，重庆的比重是91%；天津和武汉是83%和80%；上海和兰州是66%和61%。 贫困家庭中有家庭成员患有慢性病和遗传病的天津为61%，兰州、武汉和重庆分别为46%、45%和43%，上海是34%。而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的天津为70%；重庆、兰州和武汉分别为67%、66%和64%；上海是50%。 贫困家庭感到负担不起学校的学杂费的重庆为达93%，武汉和上海为83%和77%；兰州和天津为70%和64%。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没能享受政策优惠的重庆占87%；兰州和上海为82%和77%；天津、武汉是60%和50%。 看到这些数字和个案资料，参加调查的人莫名其妙地就产生了一种负罪感，谈论最多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已经太奢侈。当然，即使把我们所有的收入都掏出来救助贫困家庭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积极地去影响社会对贫困的看法，影响政府的社会政策。 结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是作出了很大的牺牲的，中国社会和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减轻他们生活中的压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在这样的历史责任面前，有权力决定政策的人们切莫为眼前一己或局部的利害得失而误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事。 一个中西结合的课题组 公元二千年，夏天。 北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会议室。 由亚洲发展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城市贫困研究”课题正式开题。这个专家小组由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阿特·侯赛因教授牵头，他的专家小组的成员，却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 侯赛因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原籍巴基斯坦。40多年前，周恩来总理访巴时，他曾给周总理献过花。他也由此对中国产生感情，成为一位“中国通”，他完全可以用汉语与中国专家沟通。其实，很多有关中国的国际课题都有侯赛因教授参加，用他的话来说，“我每年都要到中国来好几次”。以中国人称呼熟人的方式，我们都称他为“老侯”，他很高兴地用中西合璧的文法表示接受：“NO 问题，NO 问题”。当我们用毛泽东的语录：“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称赞他的时候，他会腼腆地笑着说：“没有，没有……” 这个专家组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专家们都是以个人的名义参加的，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门，但并不代表自己的部门。因为没有任何身份的拖累，大家以朋友相处，在一起就能充分地交流。有时专家们也会因为观点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事后都能心平气和地考虑对方的意见。课题实施的一年多中，在老侯的领导下，大家合作得很愉快。 这个课题最大的贡献是用符合国际惯例的方法，科学地计算出了中国的贫困人口的规模与比率。在2001年10月举办的成果发布会上专家组披露：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提供的1998年的统计数据，专家们先用热量支出法和市场菜篮法测定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贫困线（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然后再据此计算出全国的贫困人口，结论是1480万人。应该说这个研究结论是目前最科学、也最有权威意义的数据。而在此之前，中国的研究人员一直处于只能靠经验估算来讨论中国贫困人口规模的尴尬局面。 这个研究和其他一些调查（民政部、全国总工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等）使对中国贫困人口规模的估计聚焦到1500万这个数字上，让决定政策的人们感到摸清了底牌。于是，一个对1500万贫困人口“应保尽保”的计划逐渐形成。 专家小组在调查城市贫困家庭生存状况的同时，也就城市反贫困政策和城市扶贫展开了讨论。在讨论时，打破部门壁垒，充分交流意见。因为专家小组都是从事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员，在小组中的讨论和沟通，今后一定会影响到不同部门在城市反贫困政策方面的政策设计。 不同部门自愿在一起进行合作，在当今中国几乎成为神话，这确实令人费解。专家小组却在无意中突破了部门壁垒，实现了一次有效的合作。以致在课题结束的“庆功宴”上，所有的人都恋恋不舍，不约而同地想再合作一次。 结论：同样是公仆，拿着纳税人的钱，却首先要为自己或自己的山头打小算盘。能够改一改吗？亚行专家小组的经验可以让大家分享。 一个报忧不报喜的报告会 公元二千零一年，夏天。 北京，全国政协会议室。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处于转折的关键时刻。 出于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注，全国政协决定到辽宁等地对“两个确保”、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流动人口的情况进行一次调研。行前，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人员给他们介绍一下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情况。 有机会向全国政协委员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社会学所的研究人员当然很高兴。是日，几位颇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学者们来到了全国政协，由于会议的议题就是本着报忧不报喜的态度来谈问题，会场的气氛颇有几分凝重。 社科院的研究人员针对下岗失业人员、退休人员和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及其他社会政策的不足或疏漏之处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大量的调查数据和个案资料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的角度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研究社会保障的学者谈到养老保险的空账和当年入不抵支的问题，医疗保险的可及性问题，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城市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等等。 研究流动人口的学者谈到户籍身份对社会流动的障碍，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打工者的劳动保护问题（珠江三角洲一天要切下多少个手指头！），等等。 接着，政协委员与学者一起进行了讨论。 同年秋天，在全国人大也进行了一次类似的活动。 政协和人大对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视，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再次列入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此，机构改革后知识化、年轻化了的民政部职能司局的公务员们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加班加点地搜集数据、设计方案、沟通上下左右、权衡利害得失。眼睛熬红了，人消瘦了，戒烟几年的又抽上烟了，……幸好，结果总算不负众望： 6月，全国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增加到458万人； 7月，增加到604万人； 9月，增加到715万人； 年底，增加到1123万人； 预计在2002年上半年，全国1500万城市贫困人口将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 这一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算是大功告成了吧？ 不，我们如果还清醒，就应该坚持说“不！”目前所做的至多可以算是万里长征又往前走了一步。以后要追求的可能不是数量，而是制度的质量。再说，这么大的社会工程难免会有缺失之处，所以也还要防止“智叟”们借题发挥，而使整个工程成为“烂尾楼”。甚至你都要做好从头再来的准备。 成败之关键所在，政府花了纳税人的钱，把1500万人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但这不应该是城市反贫困的终极目标，我们还要想方设法地使这些人离开政府的怀抱，现在是城市扶贫出场的时机了。 结论：古语道：“将欲取之，比先与之”。要想使大部分城市贫困家庭能自立，并最终也成为一个纳税人，社会就应该先帮助他们度过目前的难关。我们今天做的只是“先与之”，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