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于轼的《18亿亩耕地红线助推中国房价上涨》的谬论遭炮轰后,矛老又出惊人之语:“18亿红线是腐败的温床”!把“助推房价上涨,阻碍城市化进程”、“腐败的温床”的罪名全安在了18亿红线上了! 腐败之于中国人可以说没有不痛恨的了,矛于轼“巧妙”地使用了一个“有了管制就必有审批,于是就有以权谋私的机会,可以权钱交换。”的“逻辑推理”,于是顺理成章地,铁板钉钉地安“腐败的罪名安在了18亿红线上! 然而这样的逻辑果然成立吗?请看一段典故—— 三国时期蜀国有一年大旱,政府为了节省粮食就下令禁止酿酒,而官吏在一户人家家里搜到了酿酒的器具,有人就主张用已经酿酒的罪名来给那人定罪。刘备还没拿定主意,他正和简雍在野外散步。简雍看到有一男一女正在路上行走,就对刘备说:“那男人想要奸淫那位娘子,为什么还不把他抓起来?”刘备不解地问:“先生怎么知道那男人要奸淫那女人?”简雍说:“他有作案的工具呀!这就象那人有酒具一样呀!”刘备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就放过了那家有酒具的人。 “有作案的工具就有作案的可能”这和矛于轼的“有了管制就必有腐败”在逻辑上是何期相似?以这样的逻辑给18亿红线定罪不也太荒唐了吗? 矛于轼所说的腐败应当是指房地产业中的腐败吧,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的腐败大的是土地出让金,小的有诸如城市规划许可,土地使用权等,我看不出有哪一样与18亿红线有联系?取消了18亿红线城市规划许可,土地使用许可就没有了,地方政府就不收取土地出让金了?房地产腐败就没有了?
有了海关就有走私,那么为了打击走私是否该废除海关?环境保护也会引起腐败,那么是不是环境保护法也该废除?
再说“阻碍城市化进程”的谬论同样经不起一驳,难道真的中国农民进不了城是因为城市缺少建房的土地?难道中国工业化进程缓慢是由于对耕地的过度保护?城市化、工业化是我们做了多少代人的梦,其间有多少智识之士,为之殚精竭虑、身体力行,然而进展始终不如人意,想来其中的问题一定很复杂。照我们这些草民的理解,至少一个城市的发展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相关的管理制度,目前我们国家最缺少的就是这两方面,制度方面我最少可以指出的有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国家至今没有找到好的方法。深圳不是发展得很好吗?可为什么深圳人口中70%都是外来工?这背后的原因就是深圳市政府无力(当然也可能是不愿)承担起如此宠大的群体的基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责任!只要政府不承担这些人的社会福利,不把他们当市民看待,他们就永远成不了城市人!他们就只能永远只能象侯鸟一样来回迁徙。至于经济基础近年来我们搞外加工,似乎找到了一点点感觉,沿海城市因之发展起来了,但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是不能长期依赖做外加工来作为立城立国的基础的!更不能长期地单一地依赖外加工作为立城立国的基础!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吗?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加快,但我们的城市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是如此的脆弱,管理制度是如此的落后,我一直在担心中国的城市化不是太慢了而是在冒进!试想想当有一天房地产崩盘时大量的烂尾楼出现是怎样的情形?当外加工被他人横加切断时中国的城市是怎样的情形?当城市出现大量的失业而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又跟不上时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注意到矛于轼用了不少的数据来佐证他的观点,并且说“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但很快我又看到“杨暄:茅于轼炮轰耕地红线的常识错误”一文同样引用了大量的数据说话,将两篇文章一比较,我就看出来,矛于轼对国家粮食安全策略根本不董,指责别人“拍脑袋”更是他的无知!矛于轼的逻辑很简单:“市场能够最有效地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市场远比官员聪明得多。”每年生产多少粮食,保留多少土地种粮食不应当由政府来管,交给市场好了!然而市场真的象矛所说的是那样的万应灵丹吗?我看不是,市场固然具有配置资源的功能,但那是有条件的,而且作用有限,并具有不确定性。说到条件,首先市场市场正常发挥作用需要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和完善的制度环境。然而政治与经济秩序并不总是稳定的,影响它们的因素又很复杂。正是基于对市场的这种特性的认识,所以我们才不愿意轻率地将粮食安全全部交给市场,更不愿过度地依靠国际市场。说到制度环境,改革三十年虽说取得有很大的成绩,但在市场制度建设上我们进步远远跟不上,有人说中国现在是坏的市场经济,有人说是权贵资本主义,有人说是四不象……,不一而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很远,我们还得继续改革,在新的改革中还会有各种不确定情况出现,还可能遇上各种政治和经济的风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我们还不能象矛于轼那样毫无怀疑地信任市场,毫无顾忌地将一切都交给市场!说到市场作用的有限性,我们是深有体会的,房改的初衷政府是想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结果怎样,大多数人住不起房子,医改原本也是想通过市场解决医疗问题,结果有多少人生病只能在家等死?还有教育市场化……,这些不都说明市场并非是万能的吗?说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历来就是大起大落,八十年代中国的冰箱生产线是当时整个亚州的总和,后来呢,那些生产厂家到哪去了,生产线到哪去了?从西服热、羽绒服热、到彩电热、冰箱热到房地产热,市场的不确定性、盲目性让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交了多少学费、浪费了多少资源?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和事实,我们能完全将粮食安全问题全部交给市场吗?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门打开,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一时间,以西方经济学为主的经济学成为显学,一些人乘时代的幸运,轻而易举地成了“经济学家”,他们大量出书,四处讲演,风光一时。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知识功底并不扎实,治学态度并不严谨,无论是对西方的经济学真谛的理解,还是对中国社会实际的研究,对中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了解得都很不够。然而他们却改不掉浮燥的性情,不愿静下心来坐下年冷板登,他们以大跃进的速度成名成家,更以大跃进的速度出书出成果。由于他们缺乏真正的价值坐标,所以他们把论文能进到中央办公桌上为最大荣耀,由于他们的知识面不宽,更兼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不够,研究的功夫做得不深,所以他们所有的文章总离不了“市场,帕螺托最优,看不见的手”等几个现词。改革三十年了,他们也红了三十年了,我们看不出他们的理论有多少实际意义,不用说指导改革,就是对既成的事实作出解释他们至今都没摸到门。然而他们却频频作出违背起码的常识,不符合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的观点,还美其名曰:真理撑握在少数人手里!果真是中国人素质底还是他们对中国社情民意了解不够?!前段时间中国掀起反思改革热,我独看不到一个经济学家对他自身作反思,看不到有人对中国的经济学作反思!思想指导行动,思想不清怎能保证行动不错,不反思思想何以反思行为,不反思经济学何以反思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