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工作能力一直备受推崇”的久耕局长本来深得领导器重，不日将升迁要职，无奈一句极具魄力的“查处降价楼盘”刺痛了“网络暴民”的心，并因此而黯然离职，真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久耕局长“讲义气”“人很好”，“很有江湖味道，只要和他关系比较好的，找他办个事情，他都帮忙的”。如果上级人事部门来江宁房产局进行任职调查，应该可以得出“有良好群众基础”的结论，再加上“办事能力强”，“非常有魄力，非常有创造力”，可谓德才兼备，确实是提拔的好苗子。
可是，这样的好干部，反而成了“暴民”们的肉中刺，眼中钉。面对不依不饶的“人肉搜索”和“不识好歹”（因为久耕说得很透彻，查处降价楼盘最终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明真相”的群众舆论，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甚至引火烧身，江宁区委可谓挥泪斩马谡，以“擅自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以及“存在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行为”的理由果断免除了久耕局长的职务，至于是否还存在奢侈座驾的事已经用不着再行调查了，昔日的政界新星晃眼间成了“烫手山芋”，领导们的决断不可谓没有“魄力”。笔者不想再对前局长久耕落井下石，也不想对领导们弃卒保帅的明智做法继续评论，只是觉得从整个事件隐现出来的政府官员任免制度值得深思。笔者“有幸”也曾在机关供职过一段时日，对机关干部任免程序略窥一二，如今联想到久耕事件上来，更觉得大有讨论的必要。我们一直以来把政府公职人员称作为“干部”，因此，在许多的政府报告中以及机关内部，对于与“群众”的关系，通常习惯称为“干群关系”，这个称谓与老百姓们津津乐道的“群众与公仆”关系实际上有微妙的区别。从“干部”一词的含义来看，虽然现在很多情况下泛指一般“公职人员”，但其最基本和最初的含义还是指“在国家机关和公共团体中起骨干作用的人员”，也就是领导人员。因此，“干群关系”实际上隐含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干部”自然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称谓，与同样作为外来语的“公仆”一词不可相提并论。“干群关系”重在领导，“公仆关系”重在服务，老百姓的地位却截然不同。另外，对于“群众”一词，也需要略加辨别。“群众”与“人民”不能完全等同，虽然两个词常常被一起连用。按社会主义政治学的解释，“人民”实际指的是“进步群众”，相对应的自然有“反动群众”，而近些年，宣谕台又创造出了“不明真相的群众”这类中性名词。于是，回到“干群关系”上来，实际上隐含着些与我们通常称谓有细微差别甚至指称不确定的含义，它既可以是一种正向的隶属关系，也可以是反向的隶属关系，既可以是对符合老百姓良好期望的“鱼水”、“舟水”关系的概括，也可以是对两种不同阶层人群毫无意义的现状解读。理解了上述，我们再看看现有的干部任免制度。从任免程序来看，形式上要经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上级任命等步骤（操作中流程可能正好相反），而任免的原则主要有德才兼备。德者，应该是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不利己，专门利人”，清正廉洁等等的高尚品德，而不是一般性的职业道德标准。考察“德”，只能从“群众”的角度，所以，“群众基础”是所有干部任免原则的最基本理论支撑，至少是纸面上的最初出发点，这从前述干部任免程序流程也能体现。但是，干部跟群众虽然距离很近，在政治体制上却又相距甚远。依据人民民主的原则，60年前，人民选择了党，因此，党自然成了人民的代表，由此发展出了“党管干部”的原则，而党内的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于是党管干部自然就是中央管地方，上级管下级，一级级下来直到我们需要任免的干部。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上级任免干部本身是符合人民民主精神的，这是间接式民主应有的含义，尽管间接的层次有点不必要的多。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干部跟群众的距离相距遥远，越是底层的干部，离群众越发遥远。所谓的“鱼水”关系，是隔着玻璃箱式的鱼水。既然如此，干部任免中的“德”（也即“群众基础”）又如何考察呢？我所看到的是，在任免之前，人事部门（组织部）人员往往会到任免对象的所在单位，跟单位所有“群众”进行一对一谈话，由此形成的记录便成了干部的“群众基础”。原来，此时的“群众”已不是老百姓所理解的对自己的称呼，机关中的公职人员，既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干部”，同时也是上级领导眼里的“群众”。所以，久耕事件中，为什么房管局“群众”们眼里受尽冤屈而又能力超群的好局长，熟人心中“讲义气”的大好人，竟成了老百姓心目中与民争利的代表，也就不足为奇了。房管局“群众”们甚至为此愤愤不平：我们江宁区科级干部抽95至尊的都很普遍，堂堂处级大员抽这种烟有何奇怪！他们甚至怀疑前局长久耕遭到了个别开发商的报复暗算，错误引导“不明真相群众”进行网络人身攻击。房管局“群众”的反应，几可以与某高校宣传部长“占领天涯”的雷人言语有异曲同工相互媲美之妙了。然而，有“群众基础”的久耕局长还是被“群众”舆论赶下台去了，这究竟是久耕的悲哀，还是老百姓的悲哀？当然，这其实是一种必然。从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来看，干部是上级任免的，自然只需要对上级负责，而最后由中央甚至党的整体来对人民负责，具体的某个干部不需要看群众（此处不是指所在单位的“群众”）的脸色行事。现实中也是如此，有些真正为群众称道的干部往往只能在小职位上辛勤耕耘，另一些则“莫名其妙”地得以青云直上。然而到全民网络时代的今天，大小干部们突然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暴露在全国老百姓的雪亮眼睛下，人人都可以对他们指指点点，甚至进行“恐怖”的“人肉搜索”，自己仿佛电影明星般在沙滩裸泳，此尴尬处境自然难以言表。于是乎用保护隐私等等的口号来为自己遮掩，极端者不惜“占领天涯”，进一步导致“干群关系”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现有干部任免制度难以解决的体制性悖论，也是诸多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的滥觞源头。再看看久耕事件的戏剧收场。上级领导果断行使了任免权，这种任免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也无需经过复杂的程序。任命的随意性和免职的随意性合理诠释了体制的必然。当然，迫于“网民”的压力，江宁区政府给出了正常干部任免制度中不可能出现的理由，仿佛又一次代表了“民意”，用“民意”任免干部，又何尚不是民主社会的进步标志！但这并不是宪政法治社会里的合法“民意”，极易给“干部”们落下口实，如我们的房管局副局长王伟军们就说了“网络监督能起作用，但如果不引导好，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言下之意是，我们网络民意是难以捉摸的，不必然正确，此话不假。比如王副局长为何不说我们20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们的监督、投票等，如果“不引导好”，会带来负面作用呢？原因是这些代表们在表达意愿时确实在形式上进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既定规则，不管其投票的结果如何，在法律上走完了正当程序，形成的意愿是合法的意愿。因此，在这一点上，笔者也赞同对网络“民意”进行限制。因为，非宪政化的“民意”有时确会带来全社会的灾难，这已经为许多历史事件所证实，但前提是，限制网络民意的方式，不是“占领天涯”，而恰恰是要使“民意”的形成宪政化，合法化。否则，任何非理性的限制，只能导致“暴民”们的情绪化反弹，那样，我们将离民主宪政越来越远。久耕事件已经过去了，多事的公元2008年也已成为历史，但是，在“久耕托市”成为网络监督的成功案例后，并未见政府的干部任免体制有何变化，其中所反映出的问题也并没有引起“暴民”们的注意。在新年的一年里，笔者希望，“群众”们不再局限于对上级任命的干部进行监督的角色，而是更进一步，有朝一日能对大大小小的干部行使直接选举和罢免的权力。笔者同时希望，网络的“民意”能有一天走进网络表决的大会堂，在宪政的席位上留下理性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