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翁安事件焚毁了公安局大楼和车辆，杨佳袭警导致几名上海警察殉职，在几起恶性事件中，他们是直接受害者，以生命和财产的牺牲去平覆民愤，暂时个别地抚慰一些人不正常的心理。 民怨是现代法治社会公民法律和正义意识的觉醒而要求维权，但诉求渠道缺乏或涌堵产生的矛盾激化。民众的隐忍是不开化年代的显著标志，是蛮横与高压政策存在的基础，当他们头脑中有了权利意识，自觉地通过行为去维护权益，捍卫公正时也是法治文明起步之时。但整个社会各项制度的健全时渐进的，一项制度本身也存在着步调的不一致。国家通过法典列明了公民的权利，但行使权利的过程、方法及结果未必能一致地获取公民的认可。应但承认，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核心，担负着整个社会最终正义的衡平职责，现实中却未必得到与其功能相匹配的重视，实践中沦落成为一道程序的载体，甚至还有“大公安，小法院，不大不小检察院”的坊间传言。还有信访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的保持公仆与人民血肉联系的重要纽带却在现实中成了矛盾、痛苦和悲情的代名词。我身边曾有政策要求律师事务所接待上访人员，以扩大队伍去应对来自各界数量庞大的上访队伍。真是全方位、高密度、多视角的动员，实际上是怪胎，那些高楼耸立的党委和政府都焦头烂额的问题，一个无权无势没有权威的律师能解决吗？上访不是要求提供法律咨询（他们中有些人知识水平相当的高），是要寻求朴素合理的公平公正。由这两例可知，权利诉求与实现的过程有多难，我们要健全这个体系，确保各项权利都有救济、名至实归，才能避免无妄的牺牲和损失，正真的抚平瘀伤。 这里也有必要讲一下公民利用法律维权所涉及的信赖问题。自然法与实证法学派就正义与法律的关系争论了千年，期间诞生了浩如烟海的巨著和人物。其实就一个具体的公民而言，法律的正义价值包括工具性价值和信仰价值，通过法律途径实现正义就是工具性的，由柏拉图迷信的哲学王到法律篇再到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创造的法律工具观凸显了法律这一传统抽象存在的工具性价值。至于信仰法律实际上是信仰正义和理性，只有法律体现这些，才能使“个别公民服从法律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马克思）。而信仰又建立在工具性价值之上，普通人只有通过法律诉求渠道获得公正，才能认识到它的有用性（即价值），才能产生信仰，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