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新加坡行动党政府和美国奥巴马政府同样面临着如何采取措施以应对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使得社会和经济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只是面对经济衰退,两国民众对政府的反应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美国,人们虽然对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政策和新任财长的银行体系救助计划表达怀疑,并且提出非常尖锐的批评意见,但依然是正面积极的,而且依然对政府行为给与鼓励和期待。而在新加坡,人们显然表达出不满,并且可能冲击“一党独大体制”。这些不同缘自政府与民众关系产生的机制有别,美国是一个民主化、两党制、三权分立的国家,奥巴马通过全民选举产生,根据契约精神具有公正合法的权力;而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人民行动党一直掌权,实行所谓一党执政的开明专制,与社会达成一份不成文的协议,即会带来繁荣和维护多民族社会的团结。
如果经济恢复政策失败,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和新加坡的行动党政府都会黯然下台,但美国将会依照宪法程序和平稳定的举行总统选举,在法制框架下实现权力交接;而新加坡则可能出现民众反抗,动摇国家的政治体制。
这个现象正验证经济学上投资收益与风险成同方向变化的规则,追求的收益越大,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所谓一党开明专制本来就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形式,它要么走向民主,要么走向专制。一党开明专制就意味着执政党希望长久掌握权力并通过其理想信念、经济社会发展成绩与不可替代性约束来寻求其合法性,通过向人民“赎买”而不是由人民授予的方式获得政权,这显然缺失人民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这显然是需要进行改进的一种体制。
根据投资理论,多种投资组合可以分散风险还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这样,政府和人民应当建立某种共享和合作的机制,即政府应当开辟多种渠道让人民参与政策制订、执行与监督。在新加坡,包括早就成立的民意局和在选区选取国会议员之外,让人民拥有制订国家大政方针的建言的权力。
人们拥有的权力之间的关联越是轻便越能促进权力的良性合理运作,事务之间轻便的联系是事物发展的核心动力,软件体系结构强调模块的独立性就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变化和不确定性。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法体系,三权彼此制约却实现了权力的轻便运作,避免了三权不分带来的角色错位和进退失据的局面。因此,对于新加坡而言,如何确保多种权力不会纠结也是将来考虑的方向。
纵观局势,新加坡始终是中国的借镜,虽然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理人文复杂多样的国家,在国家政策上即使造成失误也不会造成全局性的影响,具有新加坡不具备的广阔的回旋余地;虽然自然、社会形态不同决定着政府和民众关系有所区别,即工商业发达的地区,民众需要一个服务性强的政府,而在农业比较深厚的地区,民众可以承受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政府。不过,国家的政治体制却具有相同的合法性来源,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因此,中国同样需要反思如何应对权力运作失当可能带来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