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时间老人拽着我们这个国家从既灾难重重的鼠年向被寄予无穷期望的牛年跨越之际，一个新闻事件使中国社会翻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涟漪。这个新闻事件就是“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这项其实至今仍然面目不清的“改革”使中国几乎所有的阶层都被牵扯进去，在媒体上连续不断地热闹至今。2009年的两会即将召开，可以想见，这个热门话题也将进入3月的展示国家最高权力的会议上。 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协商一致”的社会，因此，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上，让各社会群体、各社会阶层能够把话淋漓尽致地说出来，然后经过沟通、交流、互动、协商、妥协、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才是民主的真谛。 虽然在媒体上，尤其是在网络上，常常有人对表达本社群、本阶层利益者表示不满，但要指出，恰恰这样做才是政治民主回归和达致理性的正道。当然，在表达本身利益时，也要兼顾别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以“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冲动来加入讨论，实际上才是不正常的。 以下，我们分析一下各社群、各阶层的在养老保障方面的利益诉求，并探讨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协商一致”的政治目标。 “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与“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通常只有三个部门，一是政府部门，二是市场部门，也就是企业部门，三是第三部门，或者说是非政府（对政府而言）、非营利组织（对市场或企业而言）。事业单位，其实是计划经济，从苏联那里“学”过来的东西。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是没有所谓事业单位的。 于是，近年来形成的一个改革思路，就是把事业单位一分为二，一部分往政府靠，成为公务员或政府雇员；另一部分往企业靠，成为企业职工。因此，一部分向企业靠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自然就跟企业走了。而事实上，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早就已经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改革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 所以，“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应该是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一个结果。现在的问题是，事业单位体制改革还没有进行，突然把事业单位的养老金问题单独拿出来“打头阵”。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搞得人心浮动，还引起了“企业的”和“事业的”在网上PK，这样的“折腾”实在令人费解。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锋芒所向？ 进一步思考，也许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3000多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里面，大概有2000万左右是教职员工和医护人员，教职员工大概是1400万到1500万，医护人员大概是400万到500万人，再加上其他“公益性事业单位”也有几百万人，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将来怎么走，是往企业靠，还是往政府靠？ 一般的理解，这部分人是不能向企业靠的。1400万教职员工的养老保险费，如果让学校交，就意味着学校要通过“创收”来解决福利待遇，按历史的经验，这个口子一开就很难控制，“上学贵”、“上学难”将进一步加剧。退一步讲，1400万教职员工中，可能有近1200万是初中和小学的教职员工，这些教师都是与义务教育相关的。既然是义务教育，他们的工资福利当然都应该由国家财政支付。怎么可能让学校来交？现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刚刚免除，难道现在又要收教师的养老保险费（当然会用其他的名义收取）。所以，即使要缴费，也还是花财政的钱。医护人员也一样。医改方案刚刚出来，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医护人员的劳动报酬或曰人工费用从哪里出。但在医改方案中，这个问题依然明显存在。如果再往上加养老金的费用，看病怎能不贵、不难？ 专业人士为什么工资福利待遇要高一些？ 一个社会，其实有三种人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是公务员，因为一个社会总是需要有人“管家”的，先不说管的好不好，但肯定是要有这一批人。第二是医生和护士，因为涉及人的健康。第三就是教师，因为涉及一个社会的知识水准。这三部分人的劳动报酬，或曰人工成本，应该由国家，也就是由财政来支付的，而且要保证他们的收入相对还要高一点。因为他们都是专业人员，必须要有一定的学历才能进入这个领域。 如果一个孩子读到初中就出来打工，他只要满16岁就可以了。但是要想进入专业领域，现在基本上都要硕士、博士。硕士一般要到24—26岁才开始工作，而博士可能要到28—30岁左右开始工作，这当中有十几年的差距。一个低学历的工人，可能首先就多挣了十多万。而如果读书，不但不挣钱，家庭还要高投入。且不说专业人员对国家或者对社会的贡献，即使仅从“投入产出”来讲，投入越多，收益越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是合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养老金实际上是劳动者的一部分工资的延迟使用，所以，工资高，必然养老金相对也高，这也是正常的。 如果笼而统之地讲“平均”，讲“谁也不比谁贡献大”，那就回到改革开放之前或者文革时期的“思维定式”或“刻板印象”上了。当然，如君非要以“极左”为荣，那倒也是奈何不得的。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并不能减轻“财政负担” 据媒体报道，此次改革的目的是因为“财政负担过重”，那么可以说，现在的改革方案其实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改革向来都是“老人老办法”，现在讲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一年退休金支出要1000多个亿（注意，这个数字其实是含糊其词的，合理的做法是应该将“机关”与“事业”分开），财政负担十分沉重。但如果按现在媒体披露的思路“变法”，这些钱是不能动的。于是又出现一个新问题，2000多万教师、医护人员和其他公益性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险费中的“单位负担”部分谁来交？恐怕还得财政交。这部分资金的规模其实不小，要占本单位工资总额的20%，粗粗算一算，一年恐怕也要100多亿。如果要医院和学校“自己”负担，那就是给“上学贵”、“看病贵”雪上加霜了。因此，可以预计，“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的结果，财政不但不能少出钱，而是会多出钱。一年得多拿100个亿，而且将来如果养老保险基金的钱不够，财政还是一样要往里添。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领域，凡是不尽人意之处，总有一个幽灵在徘徊，这就是“财政负担过重”。9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3500亿元，说这样的话还情有可原。但据此而进行的“改革”则是扭曲的，最极端的是有些基层政府或政府机构只给工作人员发一部分工资，其余部分要靠自己“创收”，于是引发了“大盖帽”与“破草帽”之间的“持久战”。实行了“分税制”以后， 1997年财政规模增长到7000亿左右。但是，近年来，财政收入在2006年达到将近4万亿，2007年则超过5万亿，2008年更超过6万亿。此时仍然与十几年前念同一本“苦经”，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为什么会低？ 在讨论中，还有一个比较热烈的话题，这就是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金太低。其实并非所有在企业工作的人，工资福利待遇（包括养老金）一定是低的。譬如那些金融行业及一些垄断行业，譬如某些企业里的高管，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包括养老金）低吗？前者如平均年薪上百万的某国企，后者如那些动辄年薪成百万、上千万的“某总”或“某董”。而与此同时，企业一般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则确实很低，但这是企业中分配差距过大的结果。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一方面城镇企业职工头上悬着“下岗失业”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又受到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这就给了资本一方在劳动关系中绝对权力。 大家通力做了块蛋糕，高管们先拿走了大部，年薪1000000元与年薪10000元，1个人就顶100人，这与事业单位的2到3倍的差距相比，简直是“大大巫见小小巫”。奇怪的是，好像网上“企业的”对此的怨气还没有对“事业的”大（我很怀疑那些人是不是真是“企业职工”），这正常吗？ 企业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1000元左右，确实是很低。但这里面还有一些影响因素也值得关注。这就是“企业退休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下岗、失业人员，还有那些退休较早的人，这些人中还包括一些技术人员甚至高工，现在他们拿的是“保底”的标准，这就把平均数拉下来了。估计可能会有60%以上的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额在平均线以下，就是说还不到1000元，这就更低了。 但是，要强调的是，这是90年代企业改革的“后遗症”，与事业单位及人员并无关系。所以，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让国家给这个群体一定的“改革补偿”，把他们的退休金标准提上去。而把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标准拉下来却是于事无补的。 公务员的社会保险待遇应该如何看待？ 现在，主张要把公务员的社会保险待遇拉下来的，似乎也不在少数，既有“企业的”，也包括“事业的”。看网上的议论，公务员群体似乎成了“孤家寡人”。 如前所述，公务员其实也是专业人士，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高一些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社会当然希望由最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社会精英的第一选择常常是工商界而非政府，因此，政府就要用一定工资福利待遇来与企业争夺人才。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从所谓“3（000）、5（000）、8（000）、10（000）”的“阳光工资”标准来看，他们与企业高管仍然是不可比的，但公务员的好处在于稳定且保险福利待遇优厚。企业高管的工资水平高，但他们的收入与企业效益挂钩，经济运行总是有起有伏，所以他们的收入从长期看，是不稳定的。这样就会给社会精英一个选择，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但是，公众的一些意见似乎也应该考虑，如果政府有关部门为了解决“财政不堪重负”一意孤行，那么，请公务员带个头也是有道理的。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毛主席、周总理等都自动降薪，以求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闯过难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的革命传统，现在也可以继续发扬光大啊。 农民和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 网上偶尔也有农民兄弟发表意见：“你们都别争了，我们还什么都没有呢”。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在中国迄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苦果”会主要表现在农村。“五普”资料显示：2000年，流向城镇的劳动年龄人口中72%来自农村。城市的老龄化问题将因为不断地有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而得到缓解，但农村老人却不得不滞留在家中。在“五普”数据中，农村的老龄化程度（7.13%）已经大于城市（6.69%），而且在5—10年之间，农村的老龄化程度将会达到30—40%。 如果不重视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将会给“全面小康”莫大的冲击。近年来，北京市“新农保”的制度安排将“全覆盖”作为目标，取得很大的成就。新农保实行个人账户和基础养老金相结合的制度模式，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财政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男满60岁、女满55岁，便可享受“财政补贴的280元基础养老金再加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待遇。如今新农保参保人数已达107万人，参保率达到80%。这个模式应该是未来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雏形。 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将通过参加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来解决，但缴费和给付都会低于城镇职工，这与他们的工资水平低相关。最近征求公众意见的《社会保险法（草案）》和两个“办法”正在试图解决农民工工作流动时的转移接续问题。但是，相关的“办法”的政策设计不甚理想，其中对“退休地”和“待遇标准”的规定，很容易使人想到商业保险的一个通病，这就是“收费时很痛快，领取时倍儿难受”。 采用“基础”和“补充”的“分层制”才能走出困局 社会保障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所有人的收入，包括养老的资金都一样是不可能的。国际惯例是，把养老金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基本养老金，一是补充养老金。基本养老金是国家负责的，根据你收入的百分比来收钱，挣的多，交的多，但是享受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在基本养老金方面，讲的是公平或者平等，这就意味着从我们国家领导人，到一个小山村的孤寡老人拿的钱是一样的。 在基本养老金之上，还有一个补充养老金，这是与职业挂钩的，所以也叫职业年金（企业年金）。补充养老金是与工资挂钩的，和贡献挂钩的、和效率挂钩的。所以，虽然基本养老金是平等的，但是最后不同职业的人，拿的养老金总数还是不一样。而中国现在的做法，并没有这样的分层，所以大家看到的是，基本养老金就差距很大，心里就更加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