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那时候,毕业生求职比现在难,拿下文学硕士学历的白居易同学找顾老师写封推荐信,顾老师只字不提推荐信,先讲课提两个问题,居大不易是一个房子和就业话题,长安米贵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两者合并,就是一个户籍门槛问题,白居易同学答非所问,因为他只想写字当官不想开发赚钱。
这个问题中最有深意的是在于“大不易”,究竟大到何种程度,门槛高到何种程度,美国人从独立开始他们花了12年时间才写出来解决纲领,然后在1975年流浪汉条款下在全国实现了上述纲领。中国没有那么麻烦,今天为谋求各自不同目标津沪两个直辖市各自完成了对自己城市的入户规则的调整,从顾老师的问题到两种不同模式短期内相继推出,仅仅花费了1200年而已。在全国实现,那就稍微有点远了,象理想那么远。 过去的60年,中国户籍是地区指标制度,这些指标由于没有门槛条件,于是成为公安体系对外交易寻租的筹码,指标分配完全与官位挂钩。根据官职实现内部分配。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清晰的量化条件,都是一种伟大的进步。 然而沪津入户政策孰优孰劣?7年与40万是在两个不同量词层面如何区分高下?我们设计一场比赛,在一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中,由观众自行判断得分。请耐心,这是网球赛。 第一局、技术移民VS投资移民 很简单的类比,我们能够发现上海以工作签证和累计时间为基础的模式,与美加之技术移民模式较为雷同;而天津以区域投资额为基础的入户模式,则与美加之投资移民模式相似。当然,结果都是享受发达区域的福利,如同上个世纪上海每年三万人通过不同路径出国定居,寻求的就是福利,美加户籍带来的包括免费奶粉、免费教育、还有养老和失业以及医疗福利等等。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发达区域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先不要盲目下结论,问问自己为什么美加同时存在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两个渠道?又为什么欧洲高福利国家移民门槛极高?有时间的话去看一下各国移民政策,你能发现每个政府都很清楚告诉你他们想要什么人来。别管对错,如果你不能回答,请终止阅读,去土豆网,据说那儿有很多最新的卡通片。 第二局、挣钱VS有钱: 一个地方政府在制定入户政策时必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政策选择什么人淘汰什么人。 政策很简单,上海政府选择“有能力持续在上海获得工作机会的人”;天津政府选择了“有实力在天津持续生存下去的人”;上海政府放弃“没有能力持续在上海获得工作机会的人”;天津政府放弃“没有基础在天津持续生存的人” 进一步简化:上海政府认为“能够在上海挣钱的人,那就留下吧”;天津政府相信:“现在就有钱的人,来这儿吧” 这个回合,谁得分? 在裁决谁得分之前,请参考《邓选》 第三局、明天VS今天: 紧接上一回合,我们继续分解政策,我们发现上海天津两地政策在本质上都与收入进行关联,上海强调稳定现金流量,而天津强调净资产数量,如同资本与资产的差异,因为现金流可以资本化。 从对投资企业的偏好来说,也能反应出这种差异,我们知道上海绝对不肯输掉的就是金融地位,而天津则定位于先进制造业。 上海七年工作期的技术移民政策实际上在着眼可持续增长而提高人口生存能力和质量,而天津基于自己相对落后的现状,短期追求投资数量的增长。 和房子的关系是上海选择自己养的起房子的,天津选择家庭买的起房子的人。 同样考虑收入,这就是两地现状的差异。 如果你直接告诉我上海赢了,建议稍微抽个空,找本比较经济学来读读,实在没有,那么接着看《邓选》。 第四局、人VS房 递进一步看待人和房。 上海政府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政府的意识在这里彻底透明给你:有工作自然有房子,是保障房还是汤臣一品,是你工作努力与否的结果,自己选吧。而天津政府的40万至80万的定价,颇有阿克洛夫柠檬的味道,不同的是,在更大意义上它保护了最底价,也即郊县,带来的更多移民是在郊县,正如加拿大利用政策配额把移民驱向魁北克。 上海瞄准的是600万流动人口,对房子的作用还相对复杂和模糊,当然,积极意义一定是有的,起码它将促使租赁向购买转化。天津政策短期确认的群体是至少7000万河北人口,短期带来郊县40万保护价,全体郊县商品房价格在40万处于停牌价。而天津新增购买之后的房屋使用状态成疑。 上海政策带来租赁客户弃租为买,天津政策带来新增购买后大量转向出租。 咦!有趣吧!但是真的大不同吗?如果想到这一步还算凑合,但是距离标准答案只差一点点。结论在文章末尾,自己看吧。 第五局、国债VS衍生品:从入户条款限制来说,上海更像一个高信用低利率的国债,而天津则类似一个结构性衍生品,这个更有趣,拿94年第一次衍生品危机来说,大摩那时候有一个鼎鼎大名的PLUS,这个产品制造出来之后比冯小刚的电影票房还厉害。当时墨西哥人搞不定自己的通胀,发行的债券是一种调节债,把收益和CPI挂钩起来,否则没有人要这些废纸。挂钩CPI之后,它成为一种高级的废纸。中国银行在九十年代上半段也搞不定自己的通胀,也用同样类似的方式来凑合,叫做保值贴补。最终结果是一样,银行的信用下跌,没有人想要墨西哥比索,调节债也成为银行的隐形坏账。墨西哥人想处理掉这些垃圾,但是不能直接卖掉,还必须在资产负债表中保有它,于是,大摩的衍生品部的那些智商160的家伙们开始转动了。 因为投资人要美元而不是比索,所以他们设计了一种比索美元联结的票据,把调节债垃圾打包投进离岸公司,由离岸公司再度发债,收益以美元支付,仍然同比索挂钩,但是由墨西哥银行设置一个20%保障,也就是比索贬值20%之内,票据购买者仍可以获得全额支付。OK,安全了。 类似的利率联结产品在07年的中国开始盛行,包括国有银行也在以所谓理财产品和基金的幌子发行各种外币利率联结产品。 比索最后可以贬值100%,让投资人死翘翘,第一次衍生品危机就这么爆发。但是中国没有,十几年后,中国的企业热衷购买国际投行的衍生品,中国的银行也热衷制造衍生品包装卖给普通境内投资者。普通投资者把它们当作开放式境内股票基金来购买,境内投资者不知情,银行也装作不知情。这种产品还没有那么巨大的市场,但是再小也是个炸弹,而炸弹为什么没有爆炸? 有两种可能导致中国没有危机,一种可能是因为中国媒体和受害人讲政治讲和谐不去夸大报道和宣传。另一种就有意思了,但是只能是个很卑鄙的猜测:那就是媒体记者从两房开始,热热闹闹报道了一年多的金融危机,到现在还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衍生品。 知道衍生品了,就可以明白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天津购房入户的结构性内涵。 房子是比索,高考录取通知单是美元,在户籍福利收益下,现在需要把比索转化成美元。 天津郊县40万投资入户就是这么个东西,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优惠就是墨西哥人20%的保护层。结构性产品可以对冲风险,但是不能消灭风险,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产品没有风险,那么唯一的理由就是:风险被隐藏了。 当高考录取条件特别是区域性录取数量象比索的汇率一样改变,天津入户政策和郊县房屋价格将迅速崩溃。
不过,这种危险就像PLUS中的比索汇率,看起来似乎还很远。
结论 从公义的角度:两者都是进步,但都还有遥远的距离需要抵达。 从户籍政策角度:相信在直辖市范围内,不远的未来各直辖市将制定各自相对完善的独立的移民政策,区别于各地招商引资和招揽海龟的复杂繁多的地方政策。从技术和投资两个角度,吸纳各自城市所需要的移民。 从技术经济的角度,两者对各自区域的经济促进意义等同,但都需要移民人口年度配额等更细致的限制性条款,在国与国商品贸易中,配额是个好东西,避免了差额一边倒。在地区与地区人口贸易中,嘿嘿,年度配额同样必不可少。户籍背后是福利,而福利是一种计划体制,在中国和美国没有不同,所以,需要预期和计划。 从对地产影响角度,在新房交易上,两者均带来一定量促进和价格的保护,但是上海影响全面而天津聚集于郊县,上海影响温和而天津在影响急剧;在租赁市场角度,两者都对租赁市场是一种打击,上海趋于短期打击,而天津趋于中期打击。尤其是天津郊县,空置率增长将持续压低租赁价格,对未来郊县房价增长形成长期下拉效应。 上海险胜。上海天津两地政府各自给出7年与40万后,中国直辖市居易底线简单计算结果为:一份月薪5000元长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