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3月3日和5日，十一届政协二次会议和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即将开幕。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据媒体报道：在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进一步的定调”的四项“总体要求”中，“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位列其中。 2009年是有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情况”的一年，无论是为“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着想也好，还是从“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出发也好，社会保障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或曰突破口。以此作为社会经济大背景来讨论社会保障问题，实在想不出来会有何种分歧。 然而，从2008年年底以来，涉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几次讨论，都闹得沸沸扬扬，似乎有违“不折腾”的基本原则。因为改革涉及到了一些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利益，公众的意见显示出了较大的分歧。譬如“推迟退休年龄”，会涉及到城镇企业职工和20世纪90年代下岗失业人员（4050人员）的切身利益——很明显，他们得多缴保险费，少拿保险金；又如“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会涉及到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尤其是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医院的医护人员的切身利益——有传说，他们的养老保险金水平将大幅下降；再如“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会涉及到农民工和城镇到城镇的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全部参保”和“不准退保”给砸实了，但到将来领取时的种种限制却令人瞠目结舌……如果将以上各次讨论中的“改革思路”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以“多缴费、少给付”作为基本目标。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刚性”的特点，考虑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情况”，国家要在涉及工薪阶层（不管是白领蓝领）利益的社会保障方面做文章，似乎应有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只能做加法，切忌做减法。
当然，本次《政府工作报告》的提法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让人看起来放心不少。但是，在制定具体政策时，仍然忌讳拿“平均水平”来说事。中国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平均水平”是“偏态分布”的。一般来说，高于平均水平的常常只占1／3到1／4，而低于平均水平的常常要占2／3到3／4。因此，要对各收入层次作比较详细的调查分析，有针对性地制定有差别的政策，同时要偏向于弱势阶层。 “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给人的另一个印象是政府要在社会保障方面慷慨地投入。其实，投入了不等于就公平了、合理了。在某些方面，可能首先还不是大量投入的问题，还是要想好投入的资金怎样通过合适的社会政策来恰到好处分配使用。最近媒体上披露的“付达信事件”，实质问题就在于“五保”资金没能到位。2006年发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已经规定：“农村五保供养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根据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在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的农村五保供养，在资金上给予适当补助。”付达信老人所在的湖南省祁东县显然没能落实以上规定，每年600元的五保供养水平实在是太低了。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又是中央财政的“适当补助”没能兑现。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反对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中的“专项拨款”，而要以“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方式“打包”下拨。这种方式显然对像“五保供养”、“孤儿救助”等社会保障项目的对象——中国最为弱势的社会群体不利。因此，这些政策就很难在基层落到实处。如果在转移支付方式上调整一下，情况也许就会大大改观。 就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与国际经验看，经济危机时期常常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最好时机。因为此时提高社会贫弱群体的收入水平，包括社会保障水平，阻力最小。希望“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政治决策，能够带来中国人最喜欢的“大团圆式”的多赢政策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