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九、李延明与康新贵的对话有点意思： 1、对国家管理人的认识。国家管理人在我们国家，就是官僚阶级。康新贵说“我们国家管理人和欧美的国家管理人是不同的，因为他的权力太大了，他是一个独立的群体，而在欧美是不独立的”。康新贵说对了。但是，还不够。要与所有制以及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联系起来。下面，我来说说对这个阶级的认识： 官僚在中国早就存在。在奴隶社会，官僚属于奴隶主阶级；在封建社会，官僚属于地主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官僚属于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官僚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及第九条“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中，把国家所有同全民所有等同起来，并用国家所有取代了全民所有，由国家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我国，全民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主要表现为政府所有。在新出台的《物权法》中，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了由政府行使国家的所有权。政府是什么？政府是官。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全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代表权，实际就是民为主变成了官为主，社会主义变成了官僚主义。新中国的官僚阶级就这样悄悄诞生了。 官僚阶级占据国家的统治地位。行政部门、公检法、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各行各业的大小干部，都属于官僚阶级。虽然共产党的文件中把这些干部叫做人民的公仆。共产党也一直给他们作着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可是，实际他们是各行各业的真正的主人。老百姓找他们办事得说好话，得送礼，有的时候还得下跪。官僚主义就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形式主义也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命令主义还是从他们这里出来的。当官僚阶级高高在上统治着新中国时，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法制等等人类社会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见了。官僚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生产关系，他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正是改革的首要对象。 但是，官僚阶级不是铁板一块儿。我把他们划分为四部分。 他们中的左派是爱国、爱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官。他们坚持中国的改革应该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长期以来，他们被边缘化了； 他们中的右派对于目前的形势认识不清楚，不加分析地把问题归结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上，对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念。他们主张在中国通过渐进化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就是在官僚阶级中右派的主导下一直走过来的，并给这种改革美其名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们中的极左和极右翼则完全蜕化变质，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了人民的敌人。而这部分人一般是官僚阶级中的当权派、实权派。真正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正是他们。这些反动派，往往用一些冠冕堂皇的骗人的鬼话来欺骗群众。他们一方面高调宣布：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另一方面，又会立即补上：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殊不知，当他们如此说话的时候，他们的的脸部印着的陈旧的封建纹章已经高高地突了出来，引得人们哈哈大笑。 另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一般官僚公务员，属于中间派。 值得一提的是，官僚阶级中对于四部分的划分是相对的，彼此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随着国家整个改革形势的变化，各个派别中的人员都有跑到其他派阵线之中的可能。尤其是在这个吃人的扭曲的体制下，官僚阶级中的每个成员要想不被吃掉得具备神的品质。在腐败愈演愈烈、买官卖官肆意成风的今天，任何其他三派中的成员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都有可能堕落成为腐败分子，跑到反动的极左和极右翼的那一边。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四派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左派和右派都在争取官僚主义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和最高领导权之间都存在着既利用又斗争的关系。这个关系伴随中国走过了风雨六十年，一直到现在。 2、权力的异化问题。 康新贵的意思：权力本来是为什么服务的，后来背离了这个出发点。像前苏联，它本来为人民服务的，后来变了。为什么呢？康新贵糊涂了。所以，提出了权力的异化问题。实际是权力本来没有异化。只是他没有看明白罢了。 李延明的意思：我认为要想说明权力问题，关键是弄清它的来源，弄清主权在哪里。国民党的权力和共产党的权力都不是选民赋予的，都是自己抢来的。既然不是选民赋予的，那么对于选民来说就不存在异化问题，或者说不存在对于选民的背叛问题。这种取得权力的方式同山大王收取保护费、票贩子集团在医院挂号处或者车站售票处控制挂号或者售票很相似，都是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对一种秩序的维持或者一种活动的组织而实现对参与活动的人群的控制，从而掌握权力。 李延明说对了。但是，不深入。因为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去看。这才是根本。 3、“在全社会，在全局的范围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则是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企业内部雇主和雇员的矛盾或者叫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当前处于从属的地位”。李延明又说对了。 4、李延明说“康律师对福利国家制度与普选制度相互关系的论证也很好。如果我们《宪法》规定的公民利权由假话变成真话了，执政者的命运，当不当官由选民决定，而不是由他们这个集团内部自己决定，刚才你们说的很多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但是，现在，我们不是。所以，他们说的很多问题就不可能迎刃而解。 通过李延明的发言，可以看出，他是个难得的明白人！ 十、文采点评程伯霖的发言。程伯霖认为“如果加大福利的话，就是减少就业。现在最大问题是就业不充分。失业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当前政府应该降税，支持企业转型。这个应该作为大的战略，保持社会的活力。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强调牺牲效率，强调蛋糕怎么分，分到福利方面来，恐怕社会会遇到的问题更多”。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分配嘛，不着急！结果，被徐景安打断了。接着李冰又给予严厉批驳！徐景安打得好，李冰批驳得更好！ 十一、文采点评丛亚平的发言 1、丛亚平觉得“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权力的约束”。说得对！“只要对权力者有好处的，就能够迅速推行下去。比如车改，不仅当官的不缺车坐，而且工资又增加好几千。但对权力有约束、对民众有好处的改革，可以说是千难万难，在法律阶段左改右改，最后很多好东西都没有保留下来。”是这样！但是，根源呢？你不从根源上来认识这个问题，你就注定提不出根本的解决办法。 2、“改革30年了，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那又怎样？你有脾气么？没脾气！ 3、社会保障体系为什么没有建立？像刚才徐景安先生讲的，很多数据非常充分的说明了中国财政有很多钱，但没有选择在民生上多投入。中国的投资比例越来越大，而教育、科技、医疗、工资、消费的比例越来越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基建、工程、项目、投资中，官员的利益可以最大化，寻租受贿可以更容易，而向民生多投入，权力者没有好处-----呵呵，谁对了！其实也不完全是。即便是投入民生的钱，官员也是要盘剥的！只是相对于其他形式的盘剥，少了点，不敢太放肆。你不晓得，他们黑得很哪！ 4、“最根本的就是从制度上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按理说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民众利益的一种机制，但是现在好多地方的人大主任是书记兼的，很多的人大代表都是政府官员，自己能监督自己吗？如果连最后一点约束也没有了，权力对民众利益的侵犯就会成为必然。只有建立了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腐败丛生才能够从根源上受到遏制，民众的声音才能强起来。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民众的利益才能真正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来！”说对了。但是，同样是不透彻。没有从根儿上说。但已经不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