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娃隐秘行动 《帝国沧桑》晚清金融风暴幕后的隐秘历史(7)
李鸿章等待这几个月的机会终于来了。李鸿章拿出一份调查报告,非常详尽:“皇上,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内外交困,欧美的洋人欺负我们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欧美的洋人不远万里,不是我们长久的隐患,我们的邻居小日本现在正在进行明治维新的变革,还将军国主义深入到了军队里面,小日本土地很少,他们变革仅靠他们那一点资源土地是不够的,皇上你还记得英国人给我输入鸦片就是找到我们的邻居印度当种植基地,小日本第一个肯定盯住我们的附属国朝鲜,然后就是我大清,无论是保护朝鲜还是我大清,中日早晚有一战,日本人正在筹建海军,所以我们的战船绝对不能停造。宋大学士说停止造船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钱的问题,洋鬼子在打仗之前跟我打贸易战,打完之后还是打贸易战,因为长枪大炮打来的只是赔款,贸易战可就是打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个时候停止造兵船,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彻底完蛋。”李鸿章悄悄地看了看龙椅上的同治皇帝,小色狼正襟危坐,李鸿章接着分析到,“我们可是上千年靠着茶叶瓷器丝绸贸易赚取外汇的,现在跟洋人贸易突然败下阵来,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航运业出现问题,沙船、翻船危险、速度慢、影响产品质量,洋船靠着蒸汽发动机的强大动力,速度快,市场的制胜关键在快,当我们的产品运送到目的地,我们的丝绸茶叶早就卖不上价了,加上运输途中的耗损,我们的贸易商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洋人兴办的银行这个时候有意提高利率,并且只收贷款,却不放贷款,江浙已经出现了商行、钱庄挤兑破产的现象,这样将恶化大清的对外贸易产业,我们国家的银子就出现只出不进的局面,那么我们的铸钱就越来越不值钱,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我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了,国家财政就会破产。”
宋晋站在一旁越听越不对劲,这个李鸿章两面三刀,越说越离谱,这简直就是恐吓小皇帝。“李中堂,恐怕言过其实吧?”宋晋哪里知道李鸿章当初赞成他的观点是激怒左宗棠,让左宗棠先跳出来,这样洋务派才能够在造船问题上站到宋晋的对立面,轮船招商的事情才能够借机实现。李鸿章不紧不慢,开始耐心地给宋晋好好上一堂课:宋大学士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面临多么艰难的国际形势?无论是欧美还是小日本,他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打垮我们,打仗的背后是为了银子,用西方人的话是资本,他们是要通过资本战争来掠夺我们的财富,你看看他们每次跟我签约,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开放通商口岸,你看看现在他们多少商船在我们的江河湖海上航行?他们的蒸气机轮船那么快的速度,人员少,成本小,运费比我们的沙船、夹板船低很多,我们的沙船是上千艘,可是你看看那些沙船,我可是统计核算了一下,要想维修好沙船,至少要花费三千万两白银,现在朝廷年年赤字,哪来银子修船?漕运河道淤塞,要动用多少民工疏浚?要多少粮食银子给民工工资吃喝?更危险的是暴动,元朝是怎么灭亡的?就是派十万人疏浚黄河,一帮土农民开始暴动,最后整个元朝到处烽烟四起。之前的太平军的匪患已经让朝廷疲惫不堪,难道你还想引发更大的暴动吗?李鸿章说着说着,又从袖筒里拿出一份调查报告,哗啦一下展开:大家看看,洋人这么些年除了打我们还干了一些什么?早在鸦片战后不久,即有洋商船只航行于沿海。1842年英船“美达萨”号首抵上海;1844年,怡和洋行派“哥萨尔”号作香港、广州间的定期航行;1850年,大英火轮船公司派“玛丽乌德”号开辟香港、上海间航线。1853年美轮“孔晓修”号亦开抵上海。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在五口开放之外,又开了南至琼州、潮州北至牛庄、天津西至汉口等多处为商埠。于是外轮得以直入长江、大沽口。各国闻风而至,英、法轮船公司和在华洋行,纷纷自行其是地派轮航行于各埠。60年代的10年间,外商在港、沪、津等处设立的轮船公司,主要有:美国的旗昌,英国的会德丰、上海拖驳、大沽驳船、太古洋行,以及英葡合营的省港澳轮船公司、德国的美最时等等。到70年代,外轮侵入的势头继续扩大和深入。揽载客货和槽运,剥夺大利,帝国曾经兴盛航行于江海的沙宁帆船停业,咸丰年间沙船2000余只,到70年代初只剩400只,因为它们不能与迅速安全和取价较廉的外轮争衡,帝国沿海内河航行权逐渐沦于洋商之手,同时原为中国沙船、钓船所得的水脚,日益增多地流入洋商之腰包。更为可怕的就是福州将军文煜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华商依附洋商名下,大清的财税慢慢地流入到洋人的腰包。“皇上,上海有个叫顾福昌的老头死后,英美驻华使馆却为其降半旗致哀,这是英美国王以及总统死了之后才有的最高礼节,英美大使馆却将这样崇高的礼遇给了这个老头,这个顾老头之前是上海四马路丰盛丝行的老板,1862年美利坚合众国的南北战争开始之后,国内的投资形势恶化,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设立了旗昌轮船公司,顾福昌便是大股东之一,那年,旗昌轮船公司在十六铺建造了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是现在上海港规模最大的客运码头,这个码头最早是顾福昌的,后来顾福昌就用这个码头入股了旗昌,这个旗昌有一半的股份是大清的商人持有,现在这个旗昌轮船掌握了大清航运业的半壁江山。”李鸿章义愤填膺,说到动情处,声音提高了一点,“皇上,顾福昌依附洋人固然可恨,降半旗也并非洋鬼子尊重顾福昌,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洋鬼子的一个阴谋,他们是要给大清的商人作样子,吸引更多的商人将钱投给他们,对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个肇事的‘亚罗号’轮船真正的船主就是我大清子民。洋人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钱越多他们的生意就越大,控制我们的航运权就越牢靠,我们的漕帮沙船主生存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洋鬼子揍我们,他们是整个帝国的仇人,但是连年的战争、多如牛毛的税捐,而洋人跟大清打仗候签订了不少的条约,他们在我们的江河湖海航行只缴纳非常少的关税就可以,这样一来,就拉开了朝廷跟商人的距离,政府的公信力在战争与洋人利益诱惑的双重消磨下,越来越脆弱,这样的后果就是华商依附洋商,我们的税赋越来越少,我们的贸易缺口越来越大,我们的财政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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