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聚氰胺事件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食品安全问题。然而缺乏强有力的道德标准，严格的安全标准也无法发挥显著作用，周立报道。
2008年中国奶业的三聚氰胺事件，可以让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根据中国卫生部通报，截止到2008年11月27日，中国共有29.4万名婴幼儿因食用添加三聚氰胺的毒奶粉患泌尿系统结石，重症患儿154人，死亡6人。
很多人简单地把这一事件当作奶制品的行业事件，是产业链和公司治理的问题。实际上，三聚氰胺事件不应该被简单地看作一个经济问题。在处理类似三聚氰胺事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不少努力。但这些努力，有方向性的错误。在没有认清食物消费的信任品属性，没有认清食品安全危机无法通过责任追究机制避免的情况下，食品安全危机没有出路。不幸的是，现在的几乎所有努力，都放在了责任追究机制上了。如果认为做好外部监管，比如推出《食品安全法》；或者做好内部控制，比如推行HACCP、ISO等质量管理体系，就能解决问题，实在太过简单。往食物里添加形形色色“三聚氰胺”的深层原因，是食物体系的逐利机制，和所有参与者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在缺乏道德底线的社会系统中，“谋财”和“害命”的可作为空间很大。目前食物体系中，生产者、消费者和中间商，注重的只是食品消费的可观察和可体验部分，对食品消费的长期和隐含影响，无可奈何。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潜规则的普遍流行。一方勇于谋财害命，另一方甘于被谋财害命。诚实生产、诚实加工与健康消费的体系，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在社会系统缺乏道德底线的情况下，全社会付出的健康代价、环境代价、生态代价，还在不断地加大，不断地变得隐秘。“劣币驱逐良币”、“劣牛奶驱逐良牛奶”、“劣公司驱逐良公司”、“劣制度驱逐良制度”等诸多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实际上，食品消费具有很强的信任品属性。信任品是指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之后，对食品带来的健康等长期影响部分仍然无法了解。我们没有人在吃饭之前，把面前的食物放在显微镜下检查有没有致病细菌；没有人会用化学试剂来测试里面有哪些化学物质；没有人会将一盘菜端到营养师面前，咨询这顿饭的营养含量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需求。没有人会这么做，每个人在吃饭前，都是存着信心来吃的，已经相信这对身体健康是有利的。但是，消费者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营养、健康和安全，只是信任而已。食品的信任品属性，意味着无法追求责任。即使爆发了食物安全危机，除非是短期内致病致死，如三聚氰胺事件，否则无法追求责任，因为无法举证。某种食物消费对自身健康和生命状态的影响，人们并不能当时验知，许多潜在影响，往往经过体内几十年的复杂生命反应过程，才释放出来。受影响的消费者，在几十年后根本无法举证食品的质量责任，甚至连寻求几十年前的消费与几十年后的身体状态的因果关系，都不可能。在长期食品健康方面，我们无法举证，只能推测。比如，现在少年儿童普遍发育提前，成年男子的生育能力普遍降低，消化道癌症等各类疾病快速增加。人们只能推测，食物体系中的激素以及各种添加剂，是主要的导致因素，但却无法举证，更无法落实到什么公司、什么类食品、什么时候消费这些具体的举证细节上。三聚氰胺事件，让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走到了十字路口。如果对三聚氰胺事件的反思肤浅、手段单一，那么未来中国人的生命安危、子孙后代的健康发育，都将会处在一个自杀性体系之中。如果仅仅把三聚氰胺问题，简单地看作一个企业治理问题、一个产业发展问题；在认识到食品消费具有信任品属性、无法真正追究责任的情况下，只是去谈一些企业家社会责任、政府与社会公众监督责任，那么食物体系中的问题会一直掩盖，而且会做得更加隐秘，就像一些添加东西的小贩们直白地告诉记者的话：“只要现在吃不死人就好了”。所以，趁着三聚氰胺事件，中国还有机会做深入反思。否则，过渡成“吃不死人”为主导的食物产业模式，我们连反思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反思时，需要从三个方面做出改造现有食物体系的努力：首先，重塑粮食和食品的观念。粮食不仅仅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还有战略品、国家公共物品、准自然品等多种属性，是惟一一个兼具数量安全（即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质量安全（food safety）和国家与人民主权（即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三大国家安全功能的物品。食品也具有生态、文化、社会、传统、艺术等多种功能。食品消费的信任品属性，更加需要被认知，并由此确立食品体系内在道德约束的核心地位。如果继续把食品仅仅当作商品，食物体系的危机，还会不断出现。其次，认识和改造食物体系的不平衡结构。在食品体系的四个主角——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和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中间商定价的局面，中间商不仅确定了食品的原材料和销售价格，甚至也掌控了评价标准，并在重塑人们的食品生产和消费观念，而这一套观念，不是朝向食物的天然化，而是朝向食物的人工化。所以，不仅仅需要强调企业家社会责任，更需要发起一场消费者社会责任运动，利用消费者手中的“货币选票”，来制衡中间商。而且，需要更加明确食品安全的政府职责，使得国民健康有所保证。最后，重建社会信仰结构。如果没有社会信仰体系的建立，基本的道德底线就无法建立。缺乏社会公众内在道德约束的任何制度，都只是沙滩上的大厦。三聚氰胺事件，只是暴露了食品体系的冰山一角，背后则是一整套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的世界机制。必须重建由“信仰－文化－制度－社会－经济－金融”的一整套社会结构，确立社会信仰的基础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运行健康的食物体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生态体系、国民健康体系、经济体系和消费文化体系。作者：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