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泰富澳元门事件 推开中信泰富“澳元门” 2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信泰富巨亏事件如果置于近几年中资机构大规模“走出去”的背景下来考量,中资机构屡屡犯规引发的各种危机未来对其利润的侵蚀很可能令人咋舌。在国内众多手持外汇、或者有外汇需要的企业中,撞上暗礁的并非仅止中信泰富一家。更严重的可能是能源类企业,既有外汇需求,又有大宗能源商品的需求,两者都可以被设计成为累计期权合约。毫无疑问,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通过影响各国需求深刻改变了资源市场的走势。而累计的恐慌又可能引发矫枉过正,蜂拥而出的后续也许是固执的自我封闭。有迹象显示,“走出去”的出师不利已经开始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和新业务领域的战略和定位了,一个最近的例子是,据说农业银行获得了中央汇金的美元注资之后,率先决定结汇了事。
回归红筹“红色家族”的又一次危机关头,国有大股东的又一次倾情救赎,中信泰富与其母公司中信集团之间的关系总是引人遐想。仅以合约的角度,中信集团的确有损失,但从股权来看,焉知非福?中信泰富向中信集团发可转债之后,相当于后者用8港元增持前者,价格相对合理,持股比例则从29.4%扩大到57.6%。以提供资金支持为代价,一举获得中信泰富绝对控股地位,中信集团可谓失之东篱,收之桑榆。中信泰富究竟是蓝色、红色还是外界调侃的紫色,双方表面上一团和气,但都想进一步控制的愿望却日益显露出来。这还得追溯到那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当年社会主义改造,荣家响应号召,率先把几辈人经营的产业奉献给国家。改革开放初期,荣毅仁在邓小平点将下于1979年10月创办了中信。这一方面固然是想借力其商业智慧和遍布世界各地的亲属网络为当年的中国打开经济之门,另一方面也是曲线报答荣家。自1987年入主中信香港算起,荣智健近二十年来的运作尽显大家风范,经典案例之多足可以写一部教科书。其中尤以中资公司第一宗“准MBO(管理层收购)”最为轰动。1996年隆冬,荣智健由香港孤身前往北京,拜会时任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王军——中国政商两界出名的铁腕人物,名将王震之子。二人对弈所为即是中信泰富的管理层持股。虽说当时中信集团内部高层都不相信刚毅的王军会同意折价由管理层受让中信泰富的股份。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以25%的股权配售3.3亿中信泰富股权给荣智健为首的管理层,其中2.91亿股由荣氏独得。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当时中信集团资金紧张亟待解困,再则荣智健动用了很多高层关系。而其选择的着力点,更是极其巧妙的利用了“97香港回归”的大势:放股于管理层,可以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灵活态度”,并且展示了一个认同世界规则的中国政府。其洞察力及胆魄均让人叹服。 但商海无常,亚洲金融危机中,中信泰富还是靠中信集团援助过关。12年后,据说赴京求援的荣智健除了拜会中信集团的在任高层之外,也拜会了已经退职的王军,但二人交谈并不在中信大厦,其内容也鲜有人知。荣智健的崛起固然与他的财智和努力有关,但不可否认,中央政府的扶持才是核心要素。纵观其动用巨额资金,不走规定审批程序的一次次杠杆收购,乃至借贷百亿实现中信泰富MBO,没有邓小平等元老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适时出手购得中信泰富的股权后,荣智健进一步收购中信香港所持中泰股权之意呼之欲出。他一边增持一边高调宣称中信泰富不是红筹股。至此次巨亏之前,荣智健持有中信泰富约19%的股份,其子女也加入中泰并历任要职,不排除进一步将泰富彻底改制为家族企业的设想。但从历史和现状来说,中信泰富的国有属性不会轻易改变。两年前,从中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岗位调任建行行长的常振明回到中信集团任副董事长。有意思的是常振明还重新就任了两年前因工作调动而离任的中信泰富董事一职。常振明受中央委派,率总资产8000亿元的中信集团海外上市,职位、责任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亲自就任中信泰富董事的姿态明确显示了中信集团对中信泰富的重视。但即使这样,也未能控制住如此巨额的风险。这不在于个人能力,而是囿于模式之困。如果双方都想进一步控制中信泰富,一方套现退出也许是明智之举。客观地说,巨亏前荣智健手中的股票一度可变现百亿,以此作为其经营管理的嘉奖已然绰绰有余。世异则备变,已经拥有了巨额财富的荣智健和他的家族应该明白,将中信泰富变成家族企业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如今看来,也不再可能了。翻盘的可能重组内容公布后,相关争议随之而来。反对者质疑中信集团代替中信泰富继续“对赌”风险太大,支持者则认为金融投资的本质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只要有实力撑过去,当市场的洪峰过去,价值回复正常水平,危机就有可能迎刃而解。那么中信集团面临的第一个艰难抉择就是平仓还是不平仓。由于累计合约结构复杂,加之中信泰富的合约由多个期权组合构成且金额巨大,在如今市场环境下很难止损平仓。而在10月20日中信泰富公告之后,手中的底牌已经被市场看清,任何试图通过市场反向操作平仓的尝试都会引起市场波动,反而会增加亏损。 针对转让到中信集团的57亿澳元合约,常振明表示,澳元是生息资产,中信集团也有澳元需求。中信集团自1986年开始就在澳洲投资,有许多项目,未来将会逐步消化。那么,澳元兑美元的后续走势就成为决定相关外汇合约命运的关键因素。 外汇分析人士表示,澳元属于典型的商品货币,汇率与大宗商品价格相关性较高。由于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海外消费市场可能会继续萎缩,澳元短期和中期走势都不容乐观。但也有观点认为,虽然中期看空澳元,但是在两年之内,澳元并不是没有走强的机会。一旦全球经济形势好转,外部需求上升,澳元的上涨指日可待。这在合约终止的2010年10月前并非没有可能,公司尚有较大的自由度来等待出局良机,一旦相关合约盈利,上百亿港元的公允价值变动盈利将会被计入2010年的损益表。尽管中信泰富目前的亏损已摆在明面上,主流媒体也都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内控问题,是对冲澳洲投资失误造成的,但来回寻思,总感觉意犹未尽。根据专家的分析,如果对冲风险的话,买远期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在七月份澳币达到峰值时购买风险如此之大的累计期权合约。如果目的是投机,那么0.87时进入能赚多少?况且要在未来两年内平均保持在0.87以上的高位才可能赚钱,合约的下行风险却是无限的。有这么傻的投资或投机经理人吗?对中信泰富管理层的问责也让人狐疑。就算是真的“不知情”,身为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面对近200亿的巨额亏损能够用一句道歉轻描淡写地带过?父母就算是娇纵孩子也会有底线,难道荣氏家族头顶的光环能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而把眼光转向中澳关系,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从2007年开始,中国成为澳洲资源的主要进口国。近几年商品价格尤其是铁矿石价格扶摇直上。今年2月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达成65%和71%的涨价协议后,6月又与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力拓公司达成粉矿和块矿分别上涨79.88%和96.5%的协议。因为对资源需求旺盛,生产又很集中,中国企业一直没有议价能力。中国未来的发展,资源成为非常大的瓶颈。澳大利亚成为中国必须啃下的一块骨头。巧合的是,中信泰富巨亏之后,就在2008年12月8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秘书长单尚华肯定地宣称,在钢铁价格大幅下跌至1994年水平以后,中国可能要求力拓集团及其同业竞争者大幅下调铁矿石价格82%。究竟其中细节如何,除了局内人,或许永远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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