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此，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主任李仰斌认为，邱为铎推广他的滴灌技术30多年，也没有成功，说明这套技术不适合中国的粮食种植。李主任说：“老太太举着滴灌管子在田里移动那太土，太容易了，跟以色列靠电脑操作的自动化滴灌技术没法相比。” 邱为铎所长反驳说：“出自李主任之口的论点并非他本人的创造，而是长期以来水利部灌排公司为了保护他们的市场打压燕山滴灌惯用的典型说法。燕山滴灌在水利部的命运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也揭示了行政权力参与市场竞争所造成的危害。对此，邱为铎表示，要适合中国国情，该技术难免带有几分土气。”中国人用“老土，太容易”的办法为大田粮食作物开辟了一条既省水又省钱的灌溉技术，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吗？ 据他介绍，推广科发半固定式滴灌技术每亩投资仅需150元左右，一次投入60%的设备使用寿命长达20-30年，40%的设备使用寿命可达15年以上。和漫灌相比，用不到20%的水资源投入即可将旱地变成水浇地，这项技术为改造占耕地的面积60%的中低产田创造了非常有利条件。推广科发滴灌技术，可使单井灌溉面积扩大5倍，可以有效地扭转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对生态环境在造成的不良后果。用科发滴灌技术改造自流灌区，每亩投入150元左右即可将斗渠以下改成滴灌，可以使灌溉用水量减少70-80%。若将1亿亩漫灌改成滴灌，全年可节水500亿立米，大大超过了我国现阶段全年缺水400亿立米的缺水总量。
科技推广工作本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作，对此项滴灌技术，我们参看了相关的专利、荣誉和奖励证书，而相关部门指称该技术落后，认为不切合中国实际。那么对于“相对落后”，我们该作何解读？ “相对落后”的判断使燕山滴灌成为了牺牲品。多年的推广无果，在时间、物质、精神上对邱所长都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不该是他一个人的悲哀。 作为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级优秀科技论文奖、国家级优秀星火项目奖、中国首届新技术新产品展评会金奖、香港国际博览会新产品新技术金奖、中华绿色科技奖、中国当代思想成就奖和国家级滴水灌溉新技术推广一等奖。先后获得18项实用新型专利和一项发明专利的燕山滴灌，在近三十年的推广中为何成绩寥寥，日前，本刊记者电话联系了北京农业职业教育研究所农村基础研究领域的专家李凌。 李凌把农田水利灌溉技术推广应用方面的问题总结为五点；其一，推广体系断链。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后，全国农技推广出现线断、人散的严峻局面；其二，具体地方上灌溉组织无人负责，出现渠道不可分，有人用水无人管水的局面。同时，地方上在灌溉设施的选择上不考虑农民的意见，导致农民怨声四起；其三，在灌溉技术的推广上，农民的现实利益无法通过灌溉技术的提高得到改善，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其的投入。现在来看，传统的种植业、林果业根本无法让农民创收，所以他们不会考虑投入多余的钱来提高灌溉技术；其四、农业部、水利部等相关部门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多头管理、多龙治水”的现状；其五，相关部门在技术推广上犯下了不切实际的毛病，想当然的认为农民会乐意，其实不然。 与滴灌技术“无关”的真相 有哲人说，当你越逼近真相的时候，真相往往会比你想象的可怕得多。 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究竟是怎样一个严峻的现实，也可能现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是，我们深知，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正在路上，这是事实，但是否太慢？ 在创新者利益的保障上，我们总是在怀疑、慢走、走走、停停、歇歇。在科技成果所涉及到的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正待解决。像邱为铎所长所说的，自己的科发滴灌完全是属于自己的技术专利发明，曾经是“燕山”命名，如今改为“科发”，是一种自由，似乎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也默认了这样一种存在着隐患的知识产权转移。在当前的法律界定上，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在利益上的划分上是有原则性不同的。但在这里却行不通了。如果邱所长的科发滴灌终有一天能够取得骄人成绩的时候，相关利益方是否会去争得分得一杯羹呢，到那时又会产生怎样的复杂问题？我无法设想，但却是我们正在领受的现实。 我国专利法把发明创造分为职务发明创造和非职务发明创造两类。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下列情况下完成的发明创造都是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在本职工作中完成的发明创造；履行本单位交付的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任务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包括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向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完成的发明创造；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一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上述情况以外作出的发明创造是非职务发明创造。 《专利法》明文规定：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属于单位，非职务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归个人所有。但是目前的情况是，邱为铎是该技术——科发（燕山）滴灌技术专利技术的专利授权人，即所有者。假如该技术成果能够顺利的在全国得以推广，那么利益的划分问题将变得格外突出。因为默认不代表约定。约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个人感情占得更多一些，如果没有形成文字协议，即得不到相关法律的保护，若出现像上述提及的情况，将又是一场利益纠纷事件。 同时，在科技创新机制内部，正像邱为铎所长说的，行政权力的干预可能是导致科技创新终结或者技术推广受阻的直接动因，长期存在于领导机关的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使一些科技工作的领导者不知不觉地成为科技创新成果的杀手。因为根源在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谁干活谁倒霉的社会现实。 “水利部的一位主管节水灌溉项目的领导曾经语重心长的批评我，你的问题就是‘包打天下’，一语道破了多年工作带来的恶运。”邱为铎所长真诚的向本刊记者表示。 采访后记： 科技创新的事业是宏大而深远的，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问题还有很多，有的即使是问题但我们却毫无知觉，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将怎样在世界创新民族之林立足，关键是什么？我们创新环境的构成不是单纯几部法律，也不是单纯靠几个科研人员就能完成。我们的创新者们，我们要仔细倾听他们的声音，你会发现些什么，还是感觉到了什么，他们的困难在哪里，他们需要什么，反对什么，我们知道多少？国家和社会怎么看待创新者？他们的利益需要在哪里得到伸张？他们是“包打一切”的吗？还是我们从根本上没有分清楚事物发展本身的趋势，误解了创新的涵义？ 种种问题都是我们在创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道路上必须要解决的，我们怎么对待创新者就是怎么对待国家的希望。我们在机制体制的的问题积重难返吗？不是，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在破解当中。科技创新的综合性、系统性、庞杂性，制约了个人、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甚至政府都没法单一的完成这项工作。 在既往的事情上，谁动了创新者的奶酪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今后，我们可以在科研成果转化这个已经被人们无数次重复的话题上寄托怎样的新的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