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看守所一系列离奇死亡事件，再次把“牢头狱霸”摆上议事议程上来。轰动全国的“躲猫猫”事件解决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牢头狱霸”问题的确长期存在，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而且解决这个问题也比较难。云南，一场自上而下的专项整治“牢头狱霸”的行动正在进行：投入3000万元，完善和改造全省看守所监控系统;省公安厅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将到各个监管场所，对监控设备、受虐报警装置、电网等重点设施设备运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省检察院从3月27日至6月20日，对全省看守所“牢头狱霸”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拟在昆明、曲靖两市成立监所检察院。(2009-04-13 羊城晚报)报道指出，但要遏制“牢头狱霸”现象，最关键的是要靠监管人员的责任心，因为“牢头狱霸”是在封闭的环境里产生的，是在监管人员控制的状态下发生的。当如何才能让监管人员“有责任心”呢?相关部门有关整治“牢头狱霸”问题的文件，不可谓不多。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都有各种文件和规定。其实，不少的看守所甚至有意无意培养“牢头狱霸”，或者睁只眼闭只眼任由“牢头狱霸”发展壮大，横行监狱，作为一种烦人管犯人的“管理方法”之一，有的还存在不可见人的利益关系。因此，在笔者看来，再花个3000万改善硬件设备，再严厉的专项检查，再好的文件，如果不交给法律来解决，监管人员的“责任心”照样不靠谱，“牢头狱霸”照样横行。首先，对于看守所等司法机关实行举证倒置，从法律的角度，明确看守所具有保护犯人不受“牢头狱霸”损害的义务，看看他们还会不会说监控设备坏了?举证责任，一般是谁主张谁举证。但在某些特殊领域，考虑到强弱势，则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这基本上是一个国际通则。我国目前医疗行业就是实行举证倒置，患者提出控诉，医院需要自证清白。司法机关是国家机器，显然比医院在证据方面拥有更大强大的控制能力，公民在司法机关难以获得证据，更多的时候是完全失去自由，几乎完全丧失从司法机关获得证据的能力。比如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被羁押者既不能录像、也不能记录，更无第三方证明，举证几乎难于上青天。而司法机关就不同了，可以要被羁押者画押、可以采用录像监控等等举措，因此，要公民来举证司法机关没有道理。比如云南的躲猫猫事件，说是录像监控系统坏了长达半年时间，无法举证就应该由看守所承担举证责任。其次，依法对监管人员进行管理，明确责任，每个监区都有责任干警，把是否存在“牢头狱霸”作为最为重要的考核内容之一，如果出现问题，要追究责任干警的法律责任，该摘掉乌纱帽的就摘掉，该清除出警察队伍都就清除，该判刑的就判刑，恐怕不需要任何教育，监管人员的“责任心”就会马上强起来。
第三，要把打击“牢头狱霸”最为监狱头等大事，要是那个犯人敢露头做“牢头狱霸”，依法予以加重刑罚，比如加重刑期，不能参与减刑等等。只要让犯人算一笔经济账，让他们觉得当“牢头狱霸”成本太高，不划算，相信这样一来不少人就不愿意当“牢头狱霸”。(中南财经政法大学EMBA浙江兼广东教学中心主任 盘和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