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7年初秋，笔者有幸亲临西域，站在有“沙漠中的庞贝”之称的楼兰古城，不仅感受大漠孤烟的苍凉，更在长河落日中体味岁月流转、沧桑轮回。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此外，楼兰“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杨、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二千多前年的楼兰，可谓环境优越、生活富足，但当年的明月，却映在今天荒凉凄冷的沙漠中，述说无尽的阵年往事。
通常认为，正是由于人类过度的扩张，破坏了自然与生态的和谐，才使楼兰彻底消亡。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起初由于罗布泊湖水北移，使楼兰城水原枯渴，同时，居民的过度垦种，使水利设施、良好的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公元三世纪后，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下游河床被风沙淤塞，在今尉犁东南改道南流，致使楼兰“城郭岿然，人烟断绝”、“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文明进程明显加速，大规模生产、种植和制造，使人类似乎已经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浪费和破坏也在惊人加速。有学者认为，地球已经是一个超载的诺亚方舟。公元1987年7月11日，地球上第50亿位居民诞生了，1999年，全球人口总数达到60亿，预计2012年达到70亿。有学者预言，人类数量从第一个50亿到第二个50亿，不需要数百年之久，短短数十年就可以做到。人类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背后，也伴随着人类对环境的巨大掠夺和征服，同时导致的也是环境对人类的处罚和报复。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鸿雁教授认为，城市其实就是人的功能延伸，人病了，城市也病了。1952年12月，地处泰晤士河的伦敦烟雾弥漫。一天早上，当人们起床时，旭日东升看不见了，甚至行人走在路上看清路面都非常困难。但是，没有人会因此而减少自己家中或工厂中的锅炉、炉灶的排放。有人回忆说，“走在人街上，一股硫磺和煤烟气味迎面扑来，嘴里杂有金属味道，鼻子、咽喉和眼睛感到像剥开葱皮时所感到的那种刺激。”伦敦大小医院人满为患，据统计，仅在4天之中就发生4000多人死亡，随后的2个月里，又有毒雾而死亡的人数高达8000多人。除了空气污染，城市的“热岛效应”、酸雨酸雾、水污染和水环境恶化、噪声污染、光污染已经使城市不再是宜人宜居的城市，而是在忍受中挣扎以苦苦求生的事业型城市或生存型城市。大型的公共环境安全事故和事件，年年都有产生且令人心惊胆战。除了物理层面的房价飞涨、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空间拥挤，资源浪费等，心理层面的“高楼综合症”、“网络自闭症”、“办公室白领焦虑症”和周期性的抑郁症，已经成为现代人看不见的杀手。城市与人，本是不可侵害的一体，现在，城市病了，人能不病吗？人病了，城市能健康和谐吗？博锐管理在线|www.aihuau.com|第二篇：绿色追求与生态革命“二十世纪初，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两项最伟大的发明，一项是飞机，它给人类装上翅膀，另一项就是田园城市，它为飞回地面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住所”。——L．芒福德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类能自我反思、自我更新和改进。虽然物种也能在自然演进中通过优胜劣汰达实现进化，但人类的步迈显然要主动和迅速得多。随着城市生态的恶化，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唤醒了思想家们对于城市的生态关怀。“让城市回到自然中去”一直是先哲们孜孜以求的城市理想。生态足迹：大地如何承受人类发展之重
“生态足迹”理论，由由加拿大生态学教授里斯(William E.Rees)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所谓生态足迹，它能形象地显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指定的人口单位内（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全人类）需要多少具备生物生产力的土地（biological productive land）和水域，来生产所需资源和吸纳所衍生的废物。通俗地说，生态足迹就是人类留在大地上的足印，这个足印表明大地对人类的承受能力，通过测定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利用自然的量来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举例而言，一个人的粮食消费量可以转换为生产这些粮食的所需要的耕地面积，他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可以转换成吸收这些CO2所需要的森林、草地或农田的面积。因此它可以形象地被理解成一只负载着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城市、工厂、铁路、农田……的巨脚踏在地球上时留下的脚印大小。它的值越高，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就越严重。该指标的提出为核算某地区、国家和全球自然资本利用状况提供了简明框架，通过测量人类对自然生态服务的需求与自然所能提供的生态服务之间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利用状况，可以在地区、国家和全球尺度上比较人类对自然的消费量与自然资本的承载量。生态足迹的意义在于探讨人类持续依赖自然以及要怎么做才能保障地球的承受力，进而支持人类未来的生存。图：人类留在大地上足迹，有多少足迹大地可以承受根据Wackernagel等对52个国家和地区生态足迹计算表，综合有关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多数国家和地区生态均出现赤字（人类生态需求超过了土地的生态承载力）。
国家/地区 生态足迹需求 生态承载力 生态盈余/赤字
美国 10.3 6.7 -3.6日本 4.3 0.9 -3.4中国香港 5.2 1.7 -3.5广州 3.0 0.3 -2.6成都 0.799 0.319 0.48生态革命：绿色思维与城乡整合的后现代规划城市生态思想的复兴，亦是人类理性的回归，可追溯到18世纪中后期在美国掀起的城市公园运动，而后包括以马塔的带形城市、霍华德田园城市以及沙里宁的“有机疏散”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模式以及以波利索大斯基的吊城方案、索莱利的“仿生城市”，三井建设所构想的“子母型城市”等为代表的技术乌托邦模式。上述城市空间结构模式或多或少地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其强烈的人本主义关怀意识和天马行空的技术狂想，都寄托出先哲们创造宜人的城市环境的美好意愿。 除了上述的人本主义模式，技术乌托邦模式也大兴其道。柯布西的“架空城市”构想和“光辉城市”模型，主张用先进的工程技术来减少城市建筑用地，集中人口，将阳光、空间和绿地等“基本欢乐”引入城市，使城市同时拥有充满阳光、空气公园，林荫路和公共广场这样的自由空间，推动一场将“乡村推进城市的战斗”。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兴起，学者们将目光投同了现代高科技手段，以构想和探索未来城市的空间结构。196年库克的插入式城市模式、赫隆行走式城市模式、1970年波利索大斯基的吊城方案，以及索莱利借助生态学原理，以植物生态形象模拟城市的规划结构，设想出“仿生城市”。日本三井建设所构想的“子母型城市”，设想都市与自然的融合，在这个城市中心是高度集中城市机能的中心都市塔，四周是花园住宅，由网络连接，工作可以在充分接触自然的家中进行。图：索莱利提出的1000米高的超级建筑构想。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暴发的环境危机以及骇人听闻的“八大公害事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随着《寂静的春天》（雷切尔8226;卡森1962）、《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1972）以及《生命的蓝图》（戈德史密斯1974）等系列著作的引起广泛影响，城市生态问题不断敲打人类的灵魂，唤醒人类的良知。这一时期，城市建设开始抛弃反自然、反生态的发展模式，城市先进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提出“回到自然界”的口号。1971年，麦克哈格提出：大城市地区内保留作为开放空间的土地应按土地的自然演进过程来选择，即该土地应是内在地适合于“绿”的用途的，这就是大城市地区内自然的位置。要是将这两种系统结合在一起的话．就可以为全体居民提供满意的开放空间。1994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又首次提出了“生态优先”的思想，并从单纯强调“保护”开始走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的开发，逐渐演变为“生态导向下的区域发展”途径。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级的响应。 此外，生态基础设施概念（EI）的提出，表明对城市生态的研究延伸到将自然生态系统作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指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与生态网络，这些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市的无序扩张，严重破坏了城市边缘的生态景观并威胁到区域的生态安全，因此，学界对于强调城乡融合的区域城市的研究热情进一步高涨。美国规划师莱特及斯泰因等提出了与自然生态空间相融合的区域城市（Regional City）模式；林奇则提出了类似扩展大都市（Dispersed Metropolis） 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