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穷匕见的主人公是谁 相煎何太急?



相煎何太急?

——致全国的市长们

作者:张国祥

今天早上,我坐客户公司的车去银行办点事。刚出车队大门,就被一辆别致的小推车挡住了出路。小推车共分二层,底层在中间位置,像我们小时候二人共用的长条书桌,还带抽屉。上层像小亭子的顶部,四周有檐,檐上有字:“和谐城管,民生工程”。整个车都被刷成蓝色。应该是一辆流动小吃车或者流动小摊。时间刚刚九点钟。司机郑师傅告诉我,他正在躲避城管。

“不是和谐城管吗?干吗要躲避呢?”我明知故问。

“可能他没有交市政管理费,或者没有办理营业执照。”郑师傅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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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你说的这样,碰上城管,车会怎样?”

“没收!”郑师傅回答得斩钉截铁。

“没收后又怎样处理呢?”

“补交管理费、上缴罚款就可以领回小车。”郑师傅是当地人,四十多岁了,对此还真是了如指掌。“如果说车主有后台,不花钱也能把车取回来。”

“有后台,他还会干这东躲西藏的事吗?”我将了郑师傅一军。

“那不一定。干这行的时间长了,多少都会认识几个人,请认识的人吃个饭,或者送点礼,哪怕是买包好点的烟,小车也能取回来。”还真难不倒郑师傅。

“那不是也要花钱?”

“可这比公事公办要省不少钱。”

……

呜呼哀哉,可怜的小摊贩!起早贪黑,东躲西藏,出卖苦力,南行北往。一天能挣几个钱?他们不偷、不摸、不抢、不骗。他们凭自己诚实的劳动换一点糊口钱,为那些同样是社会底层的上班族提供方便(我知道那些福利完善、收入稳定、单位提供丰富早餐的机关干部是不肯光顾、也不需要光顾这类小摊的)。他们何罪之有?他们何错何过?在人口大国还远远不能解决全员就业的今天,让小摊小贩们自由往来,让社会底层的人们自由选择,这又碍着谁了?

“影响市容、影响卫生”、“破坏城市形象”、“偷税漏税”、“传播疾病”……

小摊小贩与城管的“鼠猫”关系几乎尽人皆知。

在我的家乡湖北天门,2008年1月7日就发生过臭名昭著的“城管打死人”事件。

“天门1.7事件”发生后,曾在全国引发热议,呼吁城管制度改革。北京青年报》2008年1月13日《从“天门事件”反思城管制度之弊 》一文指出:“天门事件”全面暴露了现行城管制度的弊端,让全社会更加痛切地认识到城管制度改革的紧迫性。要使城管部门回归“依法行政”、“管理重在服务”的本义上来。

2008年1月10日新华时评《天门城管罪恶之拳,痛彻天下良知》一文指出:城管人员打死人案件,这不是第一起。不断发生的类似恶性案件提醒我们: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目标,任重道远。

“天门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到底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本文开头所述这是我在山东省一个县城的见闻。

我对“天门事件”记忆犹新,并不是因为我是天门人的缘故。“天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我刚从黑龙江一家企业调研结束回家过春节来的,碰巧在县城(从小称呼天门市政府所在地为县城)打的找不到车,看见的士停在路边,就是没一个人答理乘客:原来他们罢工了。

春节过后,我去黑龙江省这家企业做了为期五个月的咨询项目。该企业所在地为一地级市。该城市的小摊小贩与城管的关系也是“鼠猫”关系。小贩装载商品的工具被城管一脚踹时有发生,但没有打死人事件。

黑龙江项目结束后,只回广州呆了四天,又被公司派往浙江温州参与另一家企业的咨询项目。在温州所住的宾馆门前,我看到了这样一幕:一辆城管执法车上已经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力三轮车。这时又来了一辆载有乘客的人力三轮车。客人刚下车付费,车主还没找零,城管就走上前来,要将三轮车扔到车上。这位可怜的车主,来不及找零,只好将客人给的钞票重新递还客人,马上投入到车子保卫战中。工厂接我上班的车来了,我没有看到结局。不过结局应该可想而知。

同样是在温州,我的助理大海(当时他还不是我的助理,并且他早我三个月进入温州项目)却有一次惊心动魄的见闻:一天晚上,他和几个企业员工在一家路边店吃饭。当他们正准备离开时,一辆推土机开了过来,一手持便携式喇叭的人首先跳下车来,一边往里走,一边喊“里面的人都出来!”、“里面的人都出来!”。当他从简易小屋出来后(可能确认屋里没人了),大手朝车上一挥,喊了声“上吧”。只见推土机向小屋冲去……前后不到三分钟时间,他们吃饭的土方已被夷为平地。店主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好长时间才缓过劲来。推土机已经远去,店主的女人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们俩口子积积攒攒好几年,三万多啊!三万多(小店投入成本)就这样没了!叫我以后可怎么活啊?妈呀、天啦……

这三个地方,都是我这二年工作(或正在工作)的地方,我还没有发现一处小贩与城管之间改变了这种“鼠猫”关系。

再说说我的第二故乡广州。

广州把小摊小贩称作“走鬼”,其他地方怎么称呼我不得而知。前几年广州日报曾连篇累牍地发过文章,讨论如何根治“走鬼”,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但在发生过几次“走鬼”与城管的剧烈冲突之后,加之有良心并且又有影响的人士呼吁给“走鬼”以宽容之后,舆论上才扭转了对“走鬼”批评、挞伐一边倒的现象。

城管应该管什么?

先卖个关子,我是做管理咨询的,市长们如果不清楚,应该请我去咨询。

我走过的这三个地方,都有门前垃圾成堆的现象。城管不是要维护城市形象,保持城市美观整洁吗?何不先管管那些垃圾成堆的问题?何不先解决市民出行必经之路的垃圾堆:不让它晴天蚊蝇满天、雨天污水横溢?

……

城管应该管什么?其实只要问问市民就知道答案了。

我再一次呼吁:全国各地的市长们,给那些社会最底层并且愿意自食其力的人们一条生路吧,除非你能解决他们所有人的就业!否则,请制止你的城管,不要再在小摊小贩面前耀武扬威!更不可动手打人、摧毁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具!

同是中国人,相煎何太急?

北京青年报》2008年1月13日《从“天门事件”反思城管制度之弊 》一文指出:“天门事件”全面暴露了现行城管制度的弊端,让全社会更加痛切地认识到城管制度改革的紧迫性。要使城管部门回归“依法行政”、“管理重在服务”的本义上来。

2008年1月10日新华时评《天门城管罪恶之拳,痛彻天下良知》一文指出:城管人员打死人案件,这不是第一起。不断发生的类似恶性案件提醒我们: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目标,任重道远。

“天门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到底有了怎样的变化呢?

本文开头所述这是我在山东省一个县城的见闻。

我对“天门事件”记忆犹新,并不是因为我是天门人的缘故。“天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我刚从黑龙江一家企业调研结束回家过春节来的,碰巧在县城(从小称呼天门市政府所在地为县城)打的找不到车,看见的士停在路边,就是没一个人答理乘客:原来他们罢工了。

春节过后,我去黑龙江省这家企业做了为期五个月的咨询项目。该企业所在地为一地级市。该城市的小摊小贩与城管的关系也是“鼠猫”关系。小贩装载商品的工具被城管一脚踹时有发生,但没有打死人事件。

黑龙江项目结束后,只回广州呆了四天,又被公司派往浙江温州参与另一家企业的咨询项目。在温州所住的宾馆门前,我看到了这样一幕:一辆城管执法车上已经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力三轮车。这时又来了一辆载有乘客的人力三轮车。客人刚下车付费,车主还没找零,城管就走上前来,要将三轮车扔到车上。这位可怜的车主,来不及找零,只好将客人给的钞票重新递还客人,马上投入到车子保卫战中。工厂接我上班的车来了,我没有看到结局。不过结局应该可想而知。

同样是在温州,我的助理大海(当时他还不是我的助理,并且他早我三个月进入温州项目)却有一次惊心动魄的见闻:一天晚上,他和几个企业员工在一家路边店吃饭。当他们正准备离开时,一辆推土机开了过来,一手持便携式喇叭的人首先跳下车来,一边往里走,一边喊“里面的人都出来!”、“里面的人都出来!”。当他从简易小屋出来后(可能确认屋里没人了),大手朝车上一挥,喊了声“上吧”。只见推土机向小屋冲去……前后不到三分钟时间,他们吃饭的土方已被夷为平地。店主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惊呆了,好长时间才缓过劲来。推土机已经远去,店主的女人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们俩口子积积攒攒好几年,三万多啊!三万多(小店投入成本)就这样没了!叫我以后可怎么活啊?妈呀、天啦……

这三个地方,都是我这二年工作(或正在工作)的地方,我还没有发现一处小贩与城管之间改变了这种“鼠猫”关系。

再说说我的第二故乡广州。

广州把小摊小贩称作“走鬼”,其他地方怎么称呼我不得而知。前几年广州日报曾连篇累牍地发过文章,讨论如何根治“走鬼”,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但在发生过几次“走鬼”与城管的剧烈冲突之后,加之有良心并且又有影响的人士呼吁给“走鬼”以宽容之后,舆论上才扭转了对“走鬼”批评、挞伐一边倒的现象。

城管应该管什么?

先卖个关子,我是做管理咨询的,市长们如果不清楚,应该请我去咨询。

我走过的这三个地方,都有门前垃圾成堆的现象。城管不是要维护城市形象,保持城市美观整洁吗?何不先管管那些垃圾成堆的问题?何不先解决市民出行必经之路的垃圾堆:不让它晴天蚊蝇满天、雨天污水横溢?

……

城管应该管什么?其实只要问问市民就知道答案了。

我再一次呼吁:全国各地的市长们,给那些社会最底层并且愿意自食其力的人们一条生路吧,除非你能解决他们所有人的就业!否则,请制止你的城管,不要再在小摊小贩面前耀武扬威!更不可动手打人、摧毁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具!

同是中国人,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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