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知道，推出融资融券对目前中国股市发展意义重大。而融资融券有一个十分需要意义则是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加广泛而灵活的融资方式，并且极有可能据此彻底改变投资决策理论的主体框架。然而对于利用融资融券业务来融资的方式，投资者在操作的时候应当十分谨慎，因为融资融券不同于普通的融资方式。 例如，A公司需要一笔资金投资某项目，希望通过融券方式获取这笔资金。这笔融资与商业银行贷款或债券融资就不同了，首先是获取资金的代价不同，向银行贷款或者债券融资，借款人需要向银行或者投资者支付利息并到期还本；而融券需要向证券公司支付手续费并到期以证券形式偿还证券公司。前一种情况，借贷的价格与条件是确定的，而后者，由于融券者（公司）需要偿还证券公司所借证券（假设是股票），因为涉及将来股票价格波动，此种融券方式的代价变得不确定了。若融券时股价为10元钱，等你偿还的时候股价涨至20元，无形中融资的代价便提高了一倍，这必然是融券方不愿意看到的。 别说我们所举的例子太刻意，当你看完1000只白天鹅从眼前飞过时，谁又能保证飞过来的第1001只不是黑色的呢？|www.aihuau.com| 或许有人会说，风险自来便是客观存在的，此则是融券本身固有的风险，参与前就应当想到并做好准备承担的。不错，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问题是当已经认识到风险的参与者试图对冲风险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市场并未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对冲工具，这可就是市场建设的问题了。 试想，如果开展融券之前市场上有必要的股票期权在交易，情况便大不一样了。借进股票的投资者能够买入股票的买权，股价上涨的风险就能够由此获得对冲；借出股票的券商能够买进股票的卖权，以此对冲股价下跌的风险。这样的话，融券业务就不会成为风险传播的工具，否则，风险便真的要“乘着融券业务的翅膀自由地翱翔了”。 没有对冲工具，参与者不仅难以通过“全过程、全对冲”以管理风险，他们也难以通过对冲原理来为融券业务本身定价，那岂不是要投身于无定价机制的交易之中了吗？没有定价机制的交易又何谈理性呢？ 只有推出股票期权，才能解决融资融券面临的风险。例如复制期权来解决无股票期权的问题，但很快便发现这其实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市场上衍生品这么少（严格地说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根本就没有），逻辑上讲，只能用基础类工具来复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一定头寸比例的国债与股票的组合来复制股票期权。且不说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个悖论，就算能行，复制出来的期权的执行价格有多少优势呢？据说华尔街的投行们曾经尝试这样做，即使克服了技术上的困难，这样的期权也难以客观地反映市场的预期。1987年股灾以后，据说已经没有人这样做了。 在解释期权在融券风险对冲中的意义前，先来看看其他工具相比起来有哪些“弊端”。 先来看证券远期合约，它虽然具有灵活性强、可以提前锁定收益和成本等优点，然而在对冲过程当中难以“挽留”对对冲方有利的不确定性。例如合约中注明将来以10元的价格买进股票用于偿还证券公司，可如果到时股价下挫到5元了，本来能够得到的好处便被这一纸合约吞没了。而期货（这里指的是股指期货）不但未能克服远期合约的缺陷，而且还会在操作上显得非常困难，因为需要准确计算出对冲头寸的比例，即单一证券与股指之间的相关系数。坦率地讲，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没有人会懂得两者之间将来的动态相关情况，而凭借历史数据测算出来的相关系数是十分不可靠的，也是与金融学的基本原则相背离的。 但期权便不同了，它能够依据双方的协定事前确定证券的执行价格，当执行时对冲方（这里指期权的多头）能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执行这项期权。比如你拥有买方期权，执行价格为10元，假如到时实际股价高于10元，你便执行；若低于10元，你便放弃权利，所亏损的期权费能够从现货交易的获利中获得补偿。如此，期权一方面解决了融券风险的对冲，另一方面又能使融券者将证券价格波动有利的因素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融资融券还需要其他金融产品创新的进一步支持，这就是证券期权。 当然，期权的作用并不是仅仅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假如投资者将目光从“狭隘”的资本市场移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发现完善的期权交易体系能够将现有的许多理论向前大大地推进一步，因为这个貌似简单的金融产品内部蕴藏着一个瑰宝级的金融变量——波动率。它不是有些教科书上所说的依据历史数据回归出来的，而是隐含在当前期权价格当中。它是市场对将来波动的客观预期，是投资者客观认识金融世界的一块重要基石。近几年以来西方金融学界最显著的研究成果几乎均是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的。
由此可见，只有开展股票期权交易，融券业务所要面临的风险对冲问题和定价问题才能解决，才能使融资融券真正成为健康的市场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