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我是金融机构的老总，不拿年薪都愿意。”
撰稿·张静（记者）
“危急关头，只有高管高薪‘降下来’、群众迎难而上的信心才能‘上得去’！”2月9日，一位名为杨再昌的网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留下评论，被“一语惊坛”栏目“隆重推出”——置顶、套红、加粗。 如果说国泰君安的“高薪门”是一面镜子，镜中反映出来的对国有金融企业高管薪酬的质疑之声，国家有关部委肯定悉知悉见。 “今年人保部门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国企负责人的薪酬改革。”中国劳动学会学术部主任牟达泉透露。 据悉，一项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已基本完成并上报国务院，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财政部刚刚截止征求意见的“中国版限薪令”。在这份备受关注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中，国有金融企业高管的年薪被最高封顶为280万元。 一骑绝尘 “财政部下发‘限薪令’，估计是受马明哲‘天价薪酬’的触动。”某证券研究所的所长说。去年最雷人的事件之一，就是中国平安的董事长兼CEO马明哲高达6616万元的税前年薪，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日进斗金”。 这一猜测得到了牟达泉的证实。他回忆道：“作为国有参股企业，平安激化的热议经久未歇。去年5月份，中组部指示要对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进行规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部委对中央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情况进行了讨论、研究。” 2008年12月，保监会要求其直属的5家国有保险公司坚决防止发放过高薪酬。同月，银监会相关人士也称银行业高管降薪是大趋势，并委婉建议2008年国有商业银行高管年薪参考国资委此前为央企定下的150万元上限。 在国泰君安被卷入“平安二代”的质疑后，2月5日下午，上海市国资委及市金融工委召开专门会议，主要讨论国泰君安巨额薪酬在社会各界产生的影响。 “要说这几年哪个行业薪酬管理最为混乱、离谱高薪表现最为严重、高管高薪最为普遍，金融行业当之无愧。”财经时评人士付瑞雪撰文道。
这一现象早在2003年就已存在。有家上市银行2003年每股加权平均收益下降27%，高管人员的薪酬总额却增加了72%。 据2007年的公开数据测算，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深发展、兴业银行等上市银行中，年薪超过300万元的高管人数为数不少，招商银行100万——300万之间8人，300万——500万之间2人，500万——1000万之间4人，另有12名高管年薪在100万以下。民生银行高管税前薪酬在1000万——2000万之间的有2人、500万——1000万7人、100万——500万3人、100万以下20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有三位高层年薪超过4000万元。 韬睿咨询自2001年以来一直跟踪分析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据其提供的2008年最新报告，金融业高管的薪酬依然高居各行业榜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高管薪酬增长与股东回报指标的相关性较弱。 就在国泰君安被卷入舆论漩涡的同时，又有好事者在论坛中曝光了一张个税完税证明，直指业界排名第40位的民族证券，该公司一个排名最末、取得高管资质不久的高管，在2008年前10个月的总收入达203.98万元。 从2007年年报上看，金融国企高管年薪高出央企同行均值27倍。宝钢2007年净利润为134亿元，高管年薪总计为842.6万元。而民生银行仅董事长董文标一人，其2007年的税前报酬就达1748.62万元。 2007年16家上市金融国企中，年薪最高的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为23957万元，平均年薪为1497.3万元，均已跻身千万富豪。而央企5家上市公司，宝钢集团、中国石油、中国联通、中国神华、中国石化2007年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为1847.8万元，平均薪酬为369.56万元。 牟达泉表示：“银行工资的大幅增长也就是在改革以后的最近5年。银行业绩取得了飞速的发展，高管薪酬就率先开始和国际接轨。但需求决定了生产企业的利润不可能像股票一样被炒起来。” “金融企业业绩好的时候，翻两倍很正常。而一般制造业的利润，不会超过前一年净利润10个点，一般都在5-10个点之间。”注册会计师陈涛说。 搞虚拟经济的人拿那么高薪水，从事实体经济的人，特别是生产一线的人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这让人们不禁质疑：银行、基金、券商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贡献，难道比华为、中兴、中石油、中海洋还大吗？这一现象，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美国，也引起了反思。 变相涨薪？ 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历来是争议话题，对此，国资委曾在2004年6月出台了《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但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并不在国资委管理之下，其高管薪酬问题一直以来没有得以规范。牟达泉指出，《国有金融控股企业限薪办法》出台后，这一现象将成为历史。该办法规定高管基本年薪不得超过年度定额工资的5倍，绩效年薪与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结果挂钩，以基本年薪为基数，其绩效年薪一般控制在基本年薪的3倍以内。金融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与绩效年薪之和的增长幅度，一般不超过本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 然而“限薪令”并未得到一致叫好。有评论人士认为：“最高年薪280万元，远远超出专家的预期，也远远超出民众的想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向媒体表示，280万比实际合理的水平高了。在人保部制定的《办法》中，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管的薪酬将低于该水平。 “限薪令对银行高管并没有太大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薪并没有达到这个数字。从国企老总薪酬就高不就低的倾向看，还有可能会导致他们变相涨薪。”一家综合类证券公司的员工祁滨告诉记者。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牟达泉说，“虽然都是国资背景，不同行业之间薪酬差别很大。150多家非金融类央企的高管薪酬并不高，最低10多万，最高170万，一般在50万-80万之间。而金融行业的高管，有些年薪很高，比如中信能拿到600万左右，但这些是少数。像建行、工商这些国有大银行的高管年薪，在170万左右，农行可能更少，只有120万左右。规定了280万上限，那些过去拿600万、800万的人可能会觉得太低了，但对于拿170万的人，离280万还差100万，则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最后一综合，反而在总量上有可能还会增加。” “真正会有意见的应该是证券和基金业。去年我们资产管理部的一个部门经理，光年终奖就拿了一千多万。他的月薪是4.5万，手上还有老鼠仓。即使不说这些个案，券商高管拿到的人均年薪都会比280万高很多，最高年薪会上千万元。基金公司的高管情况和券商差不多。在大牛市中，平均每个高管都能拿到500万左右。”祁滨说。 正如华尔街员工质疑说：“如果公司管理层的年薪只有50万美元，那么他们底下员工的薪酬该怎么定呢？” 虽然《办法》所指对象，主要是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董事长、副董事长、执行董事、监事长、行长、副行长等，纪委书记参照执行。但韬睿咨询合伙人、高管薪酬顾问柴敏刚认为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层薪酬的制定。“金融业的人才竞争很激烈，如果国有企业的薪酬过低，会导致优秀的人才向外资金融机构流失，不利于金融企业的长久发展。现在熊市还没什么，等到大牛市来临，限薪令的执行可能就会遇到问题。所以目前大家都在观望。” 祁滨则担心：“券商受行业受景气度的影响，收入波动非常大。前一轮大熊市的时候，大家都在生死线边缘徘徊挣扎，人才都流失了，从2006年的大牛市开始，好不容易才聚集了人心发展起来。由于利润不是很稳定，当然会有能拿的时候多拿的心态。但如果按照10年经济周期来平均，其实赚的并不多。希望限薪令不要打击到来之不易的行业积极性。” 一笔糊涂账 “金融业吸引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收入遥遥领先天经地义。问题在于国际惯例中间加了一个国有性质。”某合资券商的董事总经理告诉记者，限薪280万，折合成美元不过40万，比奥巴马限薪的50万美元还低，这点钱在华尔街确实少得可怜。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金融人才和华尔街的精英并没有可比性，真正优秀的不会超过1%，怎么能一味要求薪酬与国际接轨？” 大多数舆论认为，国内金融高管薪酬拿得并不能令人信服。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金融业的高管往往是由政府任命，他们承担的风险、压力、创造的价值并没有那么多。以银行业为例，西方国家的银行普遍以中间业务收入为主，而我国的存款利率很低，贷款利率很高，银行业普遍以利差收入为主，实际上很容易赚钱。”牟达泉说。 虽然券商在2007年创造了很多神话，但这个表面上竞争激烈的市场，经常被诟病为“牌照寡头垄断”。对一家券商而言，也许拿到证监会的一纸批文才是重中之重。 “评判公司高管收入高低与否，关键要看其对公司发展的贡献和对股东的价值创造，绩效应该跟业绩的波动挂钩，但金融企业负责人的绩效考核基本上就是一笔糊涂账，无论干得好还是干得差，基本上都不会影响其绩效年薪的发放。坐在这个位置上，就相当于拿到了一个看涨期权。”祁滨说。 据悉，某保险公司高管年薪高达几百万，甚至一个市级支公司总经理的年薪就达五六十万，而当年保险业的盈利却只有51亿元左右，报酬与企业绩效严重背离。这种情况并不仅存在于金融业，可以说是国有企业的通病。 牟达泉认为，在高管年薪之外，人们还应该关注普通职工的收入分配比例。在银行业，目前很多企业老总的薪酬是员工平均薪酬的20倍左右。这一比例在保险业则扩大到30-40倍。 在金融行业中，以工商银行为例，截至2007年末，工商银行共有员工381713人，各项工资、奖金和福利加起来，工商银行单个员工的平均年薪为5.03万。而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的年薪则为179.5万元，相差近36倍。 “2007年中国劳动学会发布了一个数据，指出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年均达到１3%。害得好多网友骂我们。实际上最后国家统计局也采用了我们的数字，即13%左右。问题出在哪儿呢？工资增长总体确实是那么多，但是增长的结构不平衡。‘只涨老总年薪，不涨员工工资’似乎成了一种潜规则。最近几年，高管收入的增长幅度比职工快多了，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过去可能是10万、20万的年薪，现在是几百万。” 从表面上看，目前我们的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实行了公司制改造，也设立了董事会、监事会与管理层这样的制约机制，但由于所有者缺位，公司事务全由管理层说了算，于是“董事会通过”就成了管理层最好的托辞。 正如银监会某官员所言：“银行高管们都倾向于给自己定高薪，只要是这个高薪的议案能在股东大会上通过，外界没有力量干预，导致银行高管的薪酬水涨船高。” 柴敏刚说：“在国外，对高管薪酬的一个最大约束可以说是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国外媒体几乎每隔一两天就会追踪、披露和分析，这样就对高管人员薪酬和业绩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公众压力。但在国内，对于高管人员的薪酬还没有进行分类的明细披露。” “如果我是金融机构的老总，不拿年薪都愿意。”祁滨语出惊人。他认为在年薪之外，还应管管金融企业高管的“账外”收入。那些名目繁多的职务消费，有些费用甚至占到了年薪的20%。为谋取私利，有些企业高管在与国外公司签署合同时，不惜损害国家利益。 “企业年金也应该规范。本来企业年金应该是只给雇员享受的退休保障，但有些企业的高管自己也要拿一份。他们的年薪本来就是几百万，按照每月4%计算，数额非常巨大，定于变相地把国有资产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