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鸿儒：恢复农行，迈出中国金融改革第一步
正如今天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金融改革正奔向改革的新起点一样，30年前，也正是由于中国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而单一的银行制度已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金融改革也因此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而且是成功的一步——恢复中国农业银行。 “恢复农业银行是中央为发展农业，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事业，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开始。”刘鸿儒说。 刘鸿儒30年前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负责起草恢复农行的报告，参与了农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及筹建工作，并担任农业银行副行长。 当时，在恢复农业银行，以及农行恢复以后从救济扶贫的老思路改为支持农村商品经济时虽然有过一些争论，但是实践证明，恢复农业银行，支持商品经济发展，使银行的作用得到发挥，自身也得到了发展。 筹建农行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的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业被摆到第一位的战略位置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经过考察国外经验和研究国内情况，意识到中国急切需要全面恢复和发展农业、林业、牧业、副业和渔业，但发展农业需要大量资金，因此强烈要求抓紧恢复为农业服务的银行。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大力发展农村信贷事业”。 1979年2月，刘鸿儒受人民银行党组委托，开始组织调研，代国务院起草恢复农业银行的报告。 不过，跟前一年银行系统同财政系统分家时大家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所不同的是，对于恢复农业银行不少人并不乐观。 因为银行的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农业银行在这种环境下已经有过“三起三落”的尴尬遭遇—— 第一次，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1951年恢复了中国农业合作银行，办理农业的财政拨款和一年以上的农业长期贷款，由于业务面没有铺开， 1952年，精简机构时被撤销，并入人民银行。 第二次，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热潮中，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受人民银行领导，贷款对象主要限于生产合作组织和个体农民。由于县以下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工作难以划分清楚，彼此矛盾很多，因而又于1957年被撤销，并入人民银行。 第三次，经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农业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越发突出，1963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批准建立中国农业银行，全国从上到下建立中国农业银行各级机构，其总行直接受国务院领导。1965年11月精简机构时，再次将农业银行撤消，并入人民银行。前三次，农行起落的周期，最长时间仅两年。所以，在第四次恢复农业银行座谈讨论中，有一些多年从事农村金融研究、工作的老同志对恢复农业银行没有什么信心。当时，人们最多的意见主要是担心农业银行“短命”，不知道它这次能走多远，能活多久？会不会继续走先分家，接着再撤，然后又再合并的老路，来个“四起四落”？还有意见认为，劳民伤财，完全没必要再恢复农业银行。 但是，因为资金不足已经成为决定实现农业现代化及其规模、速度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国务院在听取各方意见之后，还是决定正式恢复农业银行。1979年2月2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恢复后的中国农业银行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其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 1979年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加强农村金融工作的意见》，明确在恢复农业银行的过程中，对原有的农村金融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对新增加的工作，供销合作系统的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人民银行的委托业务，财政拨款的监督支付等一定要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接办。 1979年3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正式恢复建立。经人民银行党组任命，行长由人民银行老行长方皋同志担任，刘鸿儒同志担任常务副行长，同时兼人民银行办公室主任。 第二天，在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27号一栋简易的楼房里，中国农业银行正式挂牌办公。 刘鸿儒说，当时挂牌的牌子来不及重新制作，就翻出以前老农业银行的牌子，将就着挂在门口。牌子很简单，白底黑字，仿宋体书写着“中国农业银行”六个大字。在中国金融改革的舞台上，农业银行就这样朴素登场，第一个亮相。 发挥银行的作用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是“大财政、小银行”的特点，银行居于附属地位，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了独立的银行系统。这之前，银行的作用长期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更谈不上发挥。 刘鸿儒说，农业银行恢复以后，如果要取得发展不再“落”下去，就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不能只当拨款机关，而应该注重发挥银行的作用。 他介绍说，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银行只对国营企业的一部分流动资金的周转需要发放贷款，其余都采取无偿拨款的办法，连老厂的扩建、改建、更新改造都通过财政拨款的渠道办理。再则，银行在信贷资金的运用上缺乏自主权和主动权。贷款名义上是按计划，实际上是供给制，不管产品质量好坏、是否适销对路，也不论企业经营好坏和偿还能力如何，银行对企业的资金需要都得包下来。 银行对农村社队也是如此，不论有没有商品生产，不论购进的生产资料和兴办的事业是否有实际效果，银行也都得贷款，甚至用贷款搞救济，否则就是没有生产观点或被定为“贷富不贷贫”的阶级路线错误。更为严重的是有时首长批条子贷款，其结果助长了企业和社队盲目生产、积压物资，银行贷款越压越多，收不回来，造成很大的损失浪费。 刘鸿儒对银行在自身的经营管理上“吃大锅饭”的习性也感到很头疼，“计划管理上实行统收统支的制度，存款和收入统统上交总行，贷款和开支统一由总行下拨，办理业务不计成本，全国吃一个大锅里的饭”。 对于过去几十年我国银行的经验教训，银行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刘鸿儒在1978年曾写书做过系统性的思考和总结。他在《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一书中概括了银行主要具有聚集、调剂和分配资金的作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纽带作用；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经济活动的监督和“寒暑表”作用。 他说，如果要充分发挥银行调节经济的作用，需要进行一系列根本性的经济改革相配合，但是从银行方面来说，可以从扩大银行贷款范围，处理好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之间的关系；用经济方法办理信贷；提高银行管理水平等方面入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而之所以银行办得不是真正的银行，他分析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要原因是不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拒绝利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支持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在当时属于敏感词汇，很多理论学术文章和报刊书籍都会刻意去避免涉及这个字眼。 早在1979年初，刘鸿儒就曾提出农业银行应支持商品经济发展，虽然是简单的经济学常识，但“当时好多人还不理解，大家很震惊。”曾有出版社有意收录他的一篇文章，但因为刘不愿意删除“商品经济”一词，出版社沟通未果，只好放弃了这篇稿件。因为直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明确提出要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企业活力。而在这之前，由于“文革”期间曾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所以，银行没有自觉地去支持商品生产，更不敢理直气壮地去支持发展商品经济。 1979年秋，农业银行召开了恢复后的第一次全国分行行长会议，提出中国解决发展农业和农业现代化的资金问题，不能完全靠国家拿钱，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明确表示农业银行要一改过去走救济扶贫的老路，转变为支持农村商品经济生产发展。 由于把拿银行贷款济贫的观念已经使人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思维，所以，一听说这次会议的主张，大家议论不休，有的认为银行不能嫌贫爱富，有的认为“阶级感情变了”，有的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只有少数人表示支持。 刘鸿儒坚持认为，如果农村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不会改变贫困面貌。而随着农村改革的进展，人民公社改成乡，农村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经济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开始建立，发展生产后，农民手中的钱会多起来，农民需要的钱也会多起来，只有支持商品经济发展，银行的日子才会好过。 当时，全国有2800多个县属镇属企业和150多万个社队企业，农村地区主要是依靠广大分散的而且是规模很小的集体经济单位进行生产。刘鸿儒说，他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国家不可能都纳入计划，必须运用价格、信贷等经济杠杆进行调节。银行可以通过贷款多少、利率高低和工作上的帮助，扶持社队企业因地制宜地发展社会所需要的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而且银行可以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疏通产供销渠道，组成协作网。 人行党组织派他到农业银行工作以后，他马不停蹄地调研了解农村实际情况，走了四个省十几个县，一路上同干部、群众座谈，在看到农村的新变化以后，他感觉，“银行如果还是按过去的老路主要去救济困难队，银行的路子也只会越走越窄”。 针对了解的实情，他和大家经过共同研究，提出了农贷发放主要应用于扶助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新主张，并提倡把贷款当作“引子”，支持农村增产增收，采取“滚雪球”的办法，以较少的信贷资金办更多的事情。 全国第一次分行行长会议结束后，总行将会议情况向国务院作了报告，国务院于1980年4月初批转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研究执行。为了贯彻这个文件精神，4月下旬，农业银行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了支持商品生产、活跃农村经济的经验交流会，进一步要求把因地制宜地支持社队发展商品生产，讲求经济效果，作为农村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 “指导思想明确后，工作重点就开始转向有效益的贷款，不再一味地去搞扶贫了。”刘鸿儒说，那个“无底洞”是填不满的，因为银行的钱是拿别人的存款去发放贷款的，如果你收不回来，你怎样去还人家的存款呢？银行不就也搞不活了吗？ 他强调说，农行支持商品生产，并不是只贷富不贷贫，择优不是以穷富为标准。对于困难队怎么办呢？根据许多地区的经验，主要是帮助他们采取一些花钱少，见效快，收益大的增产措施，发展商品生产，增加收入。如果拿贷款一味搞救济，维持简单再生产，改变不了面貌，越贷越穷。 刘鸿儒表示，农业银行生存多久的问题，最根本取决于农村金融的方针、指导思想，以及服务方向如何转变和明确的问题。 后来，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业银行从中受益，存、贷款增加，也因此发展了起来。现如今，农行走过了3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岁月，已经成为一家拥有45万员工，2.4万个机构网点，横跨城乡、服务覆盖面最广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清理旧农贷 刘鸿儒当农业银行副行长的时候，还曾经研究解决过积累的农业贷款怎么清理的问题。过去，尤其是“文革”时期，指令性贷款特别多，使银行积压的贷款很多。旧农贷80%都还不了，怎么办？刘鸿儒就负责指导农业银行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十个县支行的行长到庐山开会讨论调研结果，人家跟他说：“好多贷款，都是上头说的，怎么还？生产大队集体贷款，现在生产大队没有了谁来还？”其中，河南省一个县支行行长说，现在是“敢借、敢花、敢不还”。大家分析说这个思想是计划经济时期带来的，没有把银行看成是银行，反正是国家的钱，白花谁不花？ 但是如果要豁免的话，也很难办，这次开了一个头，以后借了钱的，都不还钱，都等着豁免，那银行还办不办？1962年，银行曾经豁免过一次农贷，当时挨了周总理的批评，说不认真不负责。 “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我出了个主意，把这笔账挂起来，不要求马上还，也不豁免，靠经济发展以后，来逐步解决这个难处。”刘鸿儒回忆说，当时这笔贷款看起来数额很大，没有力量冲销，但是在农村进行改革和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业银行业务成倍增长，利润大幅上升以后，这笔钱所占的比例就变得很小。 最后，银行也没有向农民豁免，作呆账处理了一部分，冲掉了一部分。“这也证明银行需要发展，不能再做第二个财政机关。”刘鸿儒说。 他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过去农村大搞农业机械化，瞎指挥形成许多呆账、坏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企业都是这个态度——钱是国家的，还债是下一代人的事。 “这样对银行也是一个负担。”企业不改变，银行改变就很难。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些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也需要一个外在的环境去引导，刘鸿儒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发展资金市场（即资本市场）的建议，他分析说，发展资本市场的好处之一就是企业通过直接融资，从资本市场筹措资金，这样，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受到的监督越多，对它的制约力也越强。他还表示，金融改革有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成败都影响很大，所以要谨慎，要深入实际调查，多借鉴经验分析对比。 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运作以后，其他专业银行也相继分设。随着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建立，初步改变了人民银行“大一统”的格局，也改变了金融体系中单一银行的状态，为以后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今天的中国农业银行正在进行股改上市，向建设现代化商业银行的目标奋进。就像30年前恢复农业银行一样，会有人信心十足，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但是勇敢而且极有战略眼光的改革者们，总是在努力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创造惊喜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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