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本刊记者 陈言 继2008年冰岛国家财政破产之后，2009年英国国家财政也行将破产。英国是个在经济学等学术领域为世界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国家，但由于疯狂追逐货币增值，如今竟然落到了这个地步。 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地，金融海啸一波一波地涌来后，学界、媒体开始反思历史，反思资本主义体制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不少人共同把焦点对准了1883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记忆的年份。这年，卡尔·马克思逝世，但也在这一年出生了两位影响后世的经济学家。一位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另一位是约瑟夫·熊彼特。 在日本东京的主要书店里，凯恩斯、熊彼特的著作，越来越吸引着读者的目光。店外企业一个接着一个宣布经营陷入困境，昨日的繁荣转眼间变成了今日的萧条，资本主义特有的危机，现在正在以更加猛烈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资本主义需要有思想家、经济学家来解释这场新的危机。看似在过去几十年，西方社会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财富积累，但到了今天，人们忽然发现那些在汽车、家电企业工作的工人们，在他们离开工厂的时候，除了几件御寒的衣服外，没有住房，甚至口袋里没有几个钱。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了日本，同样出现在了其他国家。而昨日腰缠万贯的有产一族，进入到金融游戏中准备利用杠杆大赚一把的人，发现今天他们早已债务缠身。 人们还发现，在经济指标快速发展、物质财富出现了较快程度的积累的时候，我们身边不缺少传播信息的媒体及造势的各种评论家，最缺少的是文学家、思想家。社会的大变动，让出现在公众前的学者如走马灯一般地变换，未等他们说出什么，世界已经变化了。9年前要求变革的布什，竞选上了美国总统。1年前要求变革的奥巴马，从布什的共和党手中夺走了总统的职位，而美国并没有一套改革的理论。 人们也只能回顾几个世纪前的思想家，在缺少革命热情，又看到技术革新进入枯竭的时候，更多的人把焦点对准了凯恩斯。 19世纪的思想高度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英国在经历了维多利亚60余年的统治以后，虽然说不上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盛世，但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海外贸易与海外投资带来的巨额财富，让国内有了殷实的经济基础。英国充满了自信与乐观。 如果把眼光转向剑桥的话，会发现英国的昌盛与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市内的主要交通道路已经铺上了石块，但还不能说是全部路面都有了这种石材，很多地方依旧是空着一块快的泥地，英国多雨，一下雨这些地方转眼就让马车一驶入进去就出不来，而天晴的时候，过没有过马车，看看路面上的尘土就能知道。当然这里没有汽车，就是偶尔有人骑的自行车，也是前轮大后轮小的高式自行车，用英国人的尺寸来说，前轮要做成5英尺大的，后轮只有1英尺。 1883年，凯恩斯出生在剑桥哈威路6号。父亲在一所学院里教书，结婚后在大学里任行政方面的管理工作。到了19世纪后半期，英国才出现了几所准许女子入学的学院。凯恩斯的母亲是其中一所学院的毕业生，后来还当过剑桥市长。凯恩斯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 剑桥人最大的骄傲并不是获取财富与权力。已经早在1840年就打败了清王朝的帝国军队，有无数对财富、权力具有欲望的人在军队、政府机关任职。每一次对外战争，都让这些人、这些人的部下获得了绝对多的财富。但剑桥人更多的是要辅佐女王陛下，靠自己的知识来建立一套社会制度，指导“愚昧”的大众。 拿出一套理论来解释社会、规范行动，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在凯恩斯成长过程中，家庭、剑桥地方给他的最大影响。凯恩斯一生做过繁多的货币投机，输赢均有，但凯恩斯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责任，他要组织一套理论来解读社会，一生没有停止这个理论的构筑。 在凯恩斯之前有马克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各种致命缺点的剖析，至今依旧在经济理论中具有指导意义。和凯恩斯同时代的熊彼特，他对技术革新的分析，同样是解释资本主义能渡过危机的重要手段。 今天世界重新评价凯恩斯的时候，除了对凯恩斯经济学在做新的解释与推广外，在思想的高度上，现代经济学与19世纪经济学的的最大差距就在于思想深度的不同。能否在思想高度上超越19世纪，是现代经济学的最大的课题。 自由主义的终结 在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理论》这一著作之前，1926年发表的《自由主义的终结》一书，告别了自由主义，为后来的凯恩斯主义作了铺垫。今天西方各国在重新评价凯恩斯主义时，特别重视对这部著作的分析。 《自由主义的终结》一书，源于1924年凯恩斯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讲座。当时讲座的题目就是“自由主义的终结”。两年后，凯恩斯去柏林演讲时，讲的还是这个题目，两次讲演的内容后来被他整理成《自由主义的终结》，并公开发表。 这部小册子是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宣战檄文，它宣告了自由放任的死亡，明确地表示应该推行计划主义。凯恩斯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抨击，有些像我们今天听到的国际社会对美国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经济的批评。在正式演讲和出书之前，用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话来说，凯恩斯是一个“旧式的自由主义者”。当时，凯恩斯在曼彻斯特的一些媒体上经常发表支持自由贸易、国际金本位体制、推进储蓄等方面的文章。 但是，一战后的世界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主张大相径庭。信奉“自由主义”的凯恩斯，开始怀疑自由经济的作用。他提出了三点疑问：第一，从人本身多年的习惯看，自然的自由是否真正存在?第二，有产者，或者是正在获取某些财产的人，是否永久具有这种权利，保证这种权利的“契约”是否存在?在凯恩斯眼中，世界上的私有利益与社会利益在很多时候并不一致。第三，利己心态能否最终为公益打下基础?在凯恩斯眼中，利己心态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和谐。自由主义的根基就在于利己，通过利己来实现社会的发展。但一战后的欧洲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已经完全失去了最终让社会实现平衡的可能性。 在凯恩斯看来，“我们已经不是在坚持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已经变色，变成了自由放任主义。自由主义已经终结，我们现在到了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时候了。” 就业、利息与货币的时代 该如何分析一战后的社会?凯恩斯把重点放在了对雇佣量、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的分析上。通过收集相关的经济变量数据，分析出现经济变量的原因，构筑一套新的经济分析理论,。在原因分析上，凯恩斯主要有三个关心点：消费趣向、投资界限效率及流动性嗜好。 消费趣向反映的是人们的嗜好、习惯及消费者受到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人们通常不会因为自己现时段的收入水平来进行消费，从现在到未来的收入期待值才是人们最终消费时的依据。 提供消费品的是企业。企业是否要继续投资，这取决于新投资能带来多少收益。企业一旦进行了某项生产设备的投资，那么就不可能中途改变生产内容，也不可能途中用物理手段破坏自己的设备。现阶段的生产设施是过去投资的产物，这样的设施并不一定能与雇佣完全吻合。劳动市场也难以出现让所有劳动者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投资带来了资金的融资问题。只有让资金能集中到银行，才能出现向企业投资的资金源。凯恩斯认为，货币供应量、财政政策等政策条件，决定了流动性嗜好。 简单地说，凯恩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要素时，认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与家计这两大部门组成。企业具有各种生产要素，劳动者在这里从事生产活动。而投资活动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发挥了能动性的作用。家计分两种形式：一个是劳动者，他们向市场提供劳动，获得工资；再一个是食利生活者，他们保有股票及各种债券，靠金融机关的红利、利息生活。 在这个理论框下，凯恩斯强调雇佣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前提。凯恩斯也重视投资的作用，特别是在私人投资动力不够充分的时候，主张使用国家财政来刺激投资，尽可能让雇佣达到平衡。 凯恩斯死于1946年，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在二战后迅速发展的状况。在1930年世界危机中，凯恩斯的经济分析模式等已经影响了美国，这个模式一直延续使用到上个世纪80年代，在西方主要经济国家中均发挥了作用。在2008年美国重新暴发让全世界受到影响的金融危机后，凯恩斯的主张又一次受到了理论界的青睐。 今天凯恩斯主义在各国悄悄兴起，这与二战后西方国家在思想、文学、艺术各个方面出现的停滞有很大的关系。正是因为现在社会缺少从思想、历史的角度去思索经济学该为社会发挥何种作用，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成为了简单的赚钱工具或者是单纯对政府经济政策的一种诠释学。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也只能搬出凯恩斯来应对，捉襟见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