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企业要顺应潮流，不能逆势而为。它只能在大环境中，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
他坦率地承认自己面临压力，尽管他没有必要对我们足够坦诚，外部世界的变化已经让这名中国南方商人目眩。他并没有假装自己能够搞懂引发经济危机的全部那些东西。他说，“我们对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的内部金融体系以及整个经济状况还不是太了解，信息太不对称。”
华尔街的把戏对于一名中国制造商而言过于高深。当然这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连巴菲特都坦诚自己对华尔街的很多工具目瞪口呆。奥马哈的圣人抱怨说，金融衍生产品让投资者难以理解大的金融机构，让人“彻底迷失”。而且，“实际上，最近的一些事件揭示出，那些供职于主要金融机构的CEO或者前CEO们，也没有能力去管理一个拥有如此复杂和庞大的衍生产品的生意。查理·芒格和我也在这个倒霉鬼名单中。”
“在我了解你之前，我还更喜欢你些”，巴菲特引用一首乡村民谣的歌词说。不过对于这名中国制造商而言，事情无关“喜欢”与否。更重要的是他要看着自己公司的销售额下降和回款速度下降，以及，天知道还有哪些问题。
只是作为一名公司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不能表现出自己的任何焦虑，他要像法俄战争时期的拿破仑一样，四处巡视，安抚手下的将军和士兵去忍受俄罗斯大地的严寒。“皇帝和我们在一起”，当拿破仑出现在前线时，法国士兵们总会抬起疲倦的头颅，像看天神一样注视这位危机中的天才人物。
蒋锡培正是这样做的。我看着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同公司员工谈笑风生，做出关于未来的许诺，临别时激励般地拍拍肩膀。他要在不确定的时代为自己的下属们提供信心和确定感。对他自己而言，这也是惟一的确定因素：你只能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其他事情，就交给奥巴马、布朗和胡锦涛考虑好了，他称之为“我们所拥有的明智的世界领袖”。
在过去的时间内，他已经成功地带领自己的公司度过了无数危机。已经广为人知的是，他通过几次改制让自己和自己的公司强大起来。他是善于把握风向变迁的高手，至少从商业轨迹上来看，在审时度势并且做出变化方面，他从未失手。这一次，他还在继续这样做：捕捉风向，做出变化。
《长江》：你对现在的经济问题怎么看？
蒋锡培：现在这种经济形势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但是回想起来，美国也好、国内也好，之前经济出现问题的征兆还是比较多，只不过作为我们，缺乏很多宏观数据，也缺乏系统研究，也没有更多地去重视，以至于现在使得很多企业措手不及。事实上现在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有很多数据可以佐证，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有的严重下滑。
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尽管我们也有自己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这种自我需求还是很难满足老百姓的期望和企业发展的要求。我们觉得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遭遇的困境和难题，需要的是各个政府的最高决策者的非常智慧，需要他们协同、联手，在很多领域采取一致政策，营造振兴经济、稳定社会的良好法制和政策环境，营造企业家创业、创大业、创好业的信心，这是政府的责任。
作为企业来讲，无论如何，它也要顺应潮流，不能逆势而为。因为大环境是无法改变的，它只能在大环境中，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
《长江》：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对远东和其周边的电缆产业集群有何影响?
蒋锡培：当下的经济形势对很多企业都形成影响,只是影响程度不同而已。
具体表现就是市场的需求趋减，另外，资金明显趋紧，不是说银行不给贷款，像我们这样的公司，银行巴不得给贷款，不贷给好企业贷给哪个？作为信用好的、有发展前景的，又有规模的公司，它肯定会贷款给你。但问题的关键是，前面的供应商、后面的客户，很多都吃紧了，它们明显感觉到压力，不可能对你没有影响。
第三个表现是产品价格暴跌，10月份的价格和9月份相比，跌了40%，到12月份跌了60%，在这样的价格暴跌的情况下，销售收入要和以前保持一致，就很难了。我销售了同样多产品，原来可以卖一个亿，现在只能卖4000万了，你的利润不就下降了吗？
还有，有些合作伙伴停产，或者因为还不起贷款倒闭了。中小企业倒闭潮，有些是因为企业本身规模不大，管理不到位等因素，经不起市场的竞争，但还有很多企业是大环境的牺牲品。比如外向型企业，怎么经得起3年当中汇率涨了百分之三四十呢；它怎么经得起取消出口退税呢？除了部分利润高一点的能吃得消以外，绝大部分企业是吃不消前面汇率、利率和后面税率的变化。还有就是《劳动法》，好不容易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天，初步打破了一部分人的铁饭碗——还不是全部劳动者，马上法律上给了所有人一个金饭碗，还打不破的。如果引发大量的劳动者与管理层及股东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引发群众斗企业家了。有企业家抗议，没有功劳仅有罪过了，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企业家的信心不光是遭受市场大环境的压力，还有法规和舆论的压力。这还不是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金融危机是一个方面，相关的政策法规，引发了深层次的障碍和矛盾也是一个方面。
《长江》：这个时候最能考验企业家哪方面的特质？
蒋锡培：可能在几个方面都能体现。一是毅力，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二是风险承担的能力，就是冒险的精神，有一些决策需要冒险的。第三是诚信，像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继续保持并实现你的承诺。第四是创新精神，遇到这种困难，是束手待毙还是努力创新，寻求变化。这些因素在这个时段内都会集中体现出来。
《长江》：你们现在最需要获得哪方面的支持？
蒋锡培：一定要营造鼓励创业、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环境。企业是这么重要，没有企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收入来源就没有社会稳定，没有国家繁荣和富强。只有发展才能实现和谐，发展就是科学，不发展就不科学，发展就是和谐，不发展就是不和谐，所以发展是硬道理。
另外，创业阶段的税率，包括个人所得税，一定要放在全球经济当中去考量，否则就没有竞争优势。所以政府出台一些针对企业的所得税和其他税费时，一定要综合考量企业的负担，是不是把企业放到全球经济当中还有竞争优势，创造财富的人，肯定会非常不容易，他会很珍惜自己创造的财富，而且最能合理利用财富，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更大的财富。如果我们承认资源在这些人的手里，他们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最好把现在的个人所得税调整，他在世的时候少收他的，死了以后多收他的，多收遗产税。当然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能太急切，政府也需要思考怎样解决。
《长江》：远东未来的发展战略会因为此次危机而有调整吗？
蒋锡培：首先，远东“三个主业加投资”这样的一个发展战略是不会变的。我们按照自身可掌控的资源、我们的能力以及做企业的规律来决定投资与否。
一个企业不可能做无限多的事情。我们已经选择了三个主业：电缆、医药、地产。这三个主业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而且做企业还是要讲究专业，你要去做好你的第一主业，这是最关键的。选不好可能再去选第二主业。一般企业要做到三个主业都自己去控股经营，已经难度很大了，特别是行业跨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是要用心把三个主业做好。集中优势资源做好一件事情，有条件的情况下，再去做第二件、第三件事8943;8943;
第二是投资，我们可以去投资一些比较看好的行业和企业。但是对这些企业不可能去控股和管理。
《长江》：从远东和你个人的历史来看，让人称道的是你们的4次改制，于是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特别善于探索和有远见的人，我不知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呢？
蒋锡培：我只是顺势。4次改制，被动为主，主动为辅，因为我们深知我们企业要生存和发展，一定要顺应大势，要听党的话，这不只是说说。当时我只是选择了更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所以我只是顺势。
尤其是企业发展到某种程度，更需要考虑到很多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提出要创建“和与灵”的文化，这确实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追求和谐，我们也要灵活应变，这些都是我们的生存法则。
《长江》：现在你怎么去把握这种趋势呢？
蒋锡培：首先要理清思路，积极面对，做好准备，抓准机遇；其次还要寻求更大的发展，这是目的，所有的前提，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比如现在我要好好善待我们的员工，我非但不能随意解雇一位员工，我还得留住人，我还不能降薪，还要适当加薪，因为这个时候，不能给政府添乱，另外也更能吸引新的优秀的人才，也有利于企业今后的发展。
第三，重大的决策不能出错，前期要做尽量多的工作，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第四，一定是全力以赴打市场，争取卖出更多的产品，和你的客户一起共渡难关。
第五，要和银行处理好关系，跟供应商的关系也要处理好。某种程度上讲，银行是我的客户，供应商是我的客户，最终的消费者也是我的客户，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
第六，要练好内功，比如说制度层面是不是需要完善、业务流程是不是要重组，管理是不是要加强，比如财务管理、品质管理、营销管理，等等。
《长江》：远东在电缆行业已经处于领先位置，却没有听到要并购同行企业，对此您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蒋锡培：其实并购也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也曾经谈过多家，但都因为没有充分的互补优势而放弃了。我们希望彼此的优势可以互补，而不是简单的资产叠加。比如某一个地区，这个市场我没有，对方有；比如某个技术产品，我现在没有，但是对方有，我就可以考虑并购。只要符合这样的条件，我们会走出这一步。
《长江》：怎么看目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
蒋锡培：现在国家出台的一些产业振兴计划，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操作性也还比较强。但是作为企业来讲，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因为这些政策对于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的。关键是看企业自身如何把握好这些机会。现在我们这个行业的产能大量过剩，而且还有新的投资者不断进入。如果再不从宏观上去把握，不从资源合理利用这个角度去把握的话，实际上是资源大大的浪费。
不过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肯定是立竿见影的，比如税收政策，它可以马上降低企业的销售价格，让公司去赢得市场。另外还有一些鼓励创新的政策，虽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看到效果，但也很重要。
《长江》：你会考虑通过减薪、裁员这样一些压缩人力成本的途径来降低成本吗？
蒋锡培：人力的成本当然是一个很多企业面临困境的一个原因，但它不是主要的。如果你有足够的生产订单，非但不会裁人，肯定还要招人。然后，如果要使员工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工资和福利待遇是激励的最重要因素。
《长江》：对你而言，觉得当下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哪里？
蒋锡培：就外部来讲，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全球的经济发展趋势很难估计，特别是我们对美国、欧洲一些国家的内部金融体系以及整个经济状况还不是太了解，信息不对称，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会对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最大的不确定。
但无论外部确定或不确定，企业内部一定是把“市场”作为企业的生存之本，企业的产品要能够赢得客户的认同，要有充分的竞争优势。外部是千变万化的，内部却一定要把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