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冯兴元/文 2008年秋季以来，全球金融与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目前美国国际集团（AIG）、花旗银行集团、美国银行均出现严重的亏损。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对各国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和损失，也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服务需求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府出台了众多刺激内需政策。但我们还需要关注很多问题：在刺激内需方面存在哪些误区？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刺激内需对策措施？刺激内需应遵循哪些规则？ 误区一： “宏观调控”概念 从2003年以来，我国诸多政府官员和诸多媒体已经把“调控”作为一种时髦的口头禅，中央的政治决定，行政命令、计划手段、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土地政策、限价政策等，均被视为“宏观调控”，简称“调控”。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基本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已，而且需要遵循一套基本的规则和原则，其初衷是为了使得市场发挥更好的作用。与此对照，我国的“宏观调控”在遵循规则方面仍然未尽如人意，我国的相应措施基本上都体现为政府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 误区二： 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9年1月份短短17个工作日内，人民币贷款竟增加1.62万亿元，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新增贷款的1/3，其中包括6239亿元的票据融资，其表征似乎是经济将要大幅上行。不过，这些信贷投向很有问题：大型商业银行存在集中竞争央企和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授信，而中小企业、三农信贷却投放不足的问题。
这里触及到第一个我们通常会遇到的误区，即往往误以为只要政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就能刺激内需。其实并不全然如此。当前我国大量中小企业处于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境地，这些企业对银行和民间资金有着大量的需求，即便利率继续上升。一些企业主在欠下大量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之后，由于筹集不到新的资金、偿债无望而逃债在外。比如浙江省海盐县政府2008年1—9月处理的企业主欠薪隐匿逃逸案件达8起。企业之间由于三角债激增，开始谨慎对待商业信用活动，很多企业开始采取先收货款后发货的形式。银行出于对日益上升的市场风险的考虑，惜贷行为越发明显，贷款审批程序趋于繁琐和从严控制，难以满足很多中小企业的需求。鉴于上述银行惜贷行为，尤其是对于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企业，中央银行新近的利率下调政策也很难发挥作用。 误区三： “家电下乡”政府补贴 政府的用意是通过家电下乡扩大内需。但是，家电下乡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家电下乡是需要农民自己投入大部分购买资金的（87%）。这部分资金中很大一部分本来就会被农民用于投资或者消费，少数则为农民持有，或者用于农民之间的拆借。农民购买指定的补贴家电的花费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仅仅造成了对其他投资或者消费计划的替代，而不是增加了消费。 其次，即便增加了部分内需，也是短期行为，因为农民的后一轮消费仍然需要其现有财产或者新的收入才能支撑。家电下乡造成农民为此支出的钱财流向城里的大型家电生产企业，农民由此失去下一轮用于投入和消费的资金。 再次，家电下乡也是反竞争的做法。一方面，大型生产和销售企业受益，中小企业受到歧视；另一方面，家电下乡造成农村原有的一些小型家电零售企业失去收入，倾向于削弱这部分企业的生存基础，减少这部分“中产阶层”的数量。 刺激农民消费需求存在着更好的捷径，那就是农民在购买了各种消费品之后，直接找政府报销一部分规定额度的费用。或者农民拿到规定额度的消费券，在购买消费品时使用消费券，同时用自由资金补足余下的消费金额。这样看来，政府通过组织投标确定家电清单和供货企业名单，是一种多余之举。 误区四：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 进行最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为了刺激内需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是有差别的。当经济滑坡时，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扩大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其实除了最必要的那部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之外，为了刺激内需而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应该是首选政策。即便政府决定大量的公共投资，政府作为公共提供者（即主管方），但这些基础设施的生产也应该通过招标等方式尽量由私人部门来承担，以增进效率。 其实，如果涉及中央对地方投入的公共投资项目，一个更简单有效的方法是把这部分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资金作为基础设施分类拨款（blockgrant）直接拨付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负责根据地方发展规划投放到基础设施领域，中央政府对资金使用加以监督管理。这样至少能够提高信息对称性和政府投资的需求取向，从而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误区五： 减税、发放消费券PK政府补贴 减税导致一种收入效应，具体而言为实际收入增加效应，经济主体根据市场状况自行决定用这部分实际增加的收入增加投资或者消费。公共补贴则不然：它意味着资金从纳税人手里转移到政府手里，再提供给政府圈定的企业或者个人。在这一过程中，纳税人的税金必然有所耗损。 另外一个相当于减税的措施是发行消费券。去年6月，东莞市决定拿出1.2亿元人民币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2008年11月11日，日本总务大臣宣布向国民发放总额为2万亿日元的“定额给付金”，发放标准为60岁以上老人和18岁以下未成年人每人发放2万日元，其他人发1.2万日元，政府还劝说家庭年实际收入超过1800万日元的富人们自主放弃“红包”。11月18日，台湾当局宣布向台湾居民每人发放新台币3600元消费券。现在杭州等很多地方都在发放旅游消费券。直接发放消费券最能直接刺激内需，而且消费券扭曲市场过程的程度较小。消费券由于用于消费支出，而不是投资支出，一定程度上会扭曲农民的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决策。解决的方法为：变消费券为必须用于消费或者投资的代金券。 误区六：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新近政府提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些产业包括钢铁、汽车、纺织、装备制造、船舶工业、轻工业、石化、电子信息业、有色金属和物流业等。但“振兴”一词似乎用得不是地方。“振兴”一般应针对衰落地区、产业或者企业。这些规划中多数不属于“振兴”的范畴，而是需要实施开放市场、减少管制或结构调整等措施。 刺激内需的一些原则 鉴于外需的回升在短期内可能性很小，刺激内需成为当务之急。在其中，不仅刺激国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者之间需要保持平衡，市场运作与政府职能之间也需要保持平衡。在此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其一为辅助性原则，也就是：市场和社会能够自行承担的，由市场和社会承担。市场和社会不能够承担的，在论证了政府有着足够承担能力之后，可由政府承担；下级政府能够承担的，由下级政府承担，下级政府不能承担的，在论证了上级政府有承担能力之后，由上级政府承担。 其二为市场过程原则。市场是随着人们对交易的需求发展和演化的。市场本身仍然需要发展，尤其是在面对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的时候。在很多方面，市场的运作还不完善，需要通过进一步拓展市场过程来完善市场的运作，包括开放市场和减少管制等要求。政府在此可以提供一个授能环境，而不是简单接管市场或者替代市场。其三是法治原则。政府救市属于对市场的干预，只能在不得已时方可为之。而且救市本身需要获得立法部门立法决策，行政部门只是执行罢了，本身却不应掌握决策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为作者专为本刊写作，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