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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副总经理、首席风险官汪建熙是业界非常有专业素养的学者型金融家。在今年“两会”召开期间，《国际融资》杂志记者就危机下的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情势判断专程采访了他。他凭借在国内外业界积累的经验，对全球经济走势，对中国融资市场、对中国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机制、对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现状与问题，从专业的角度做出了入木三分的分析
《国际融资》记者 李路阳齐芳
记者：您是业界资深专家，我们想请您谈一下对中国国内融资渠道现状的看法？ 汪建熙：中国融资的主要渠道，一个是银行系统，一个是资本市场系统，还有一个就是非公开募集市场。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基本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究其原因，与受国际金融市场冲击有关系；与我们的信心有关系；还与对股改方面的忧虑有关，如大非小非解禁的问题；另外，我觉得也和投资者心态、投资者教育有很大关系。中国的投资者中有相当多的是在做短线，所以认为大非小非等对股价的影响比较大。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未必有那么大的影响。其实，大小非解禁是一个逐步释放的过程。如果总是希望短期内就能获得很大收益，可能就会对大非小非有一些忧虑。而公开市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债券市场，到目前为止，其发行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市场，这里面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基础设施的问题，比如信用信息是为风险定价提供基础的，也可是说信用信息缺失是基础设施不足之一。由于这些诸多原因，债券市场至今还没有发挥其有效作用。虽然在过去三四年里，人民银行推出了在银行间市场的融资券，对企业融资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但是，如何把债券市场发展起来，对融资的企业来说是很重要的问题。 几十年来，中国的银行系统一直是中国资金的主要提供者。这一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其货币政策也主要是通过银行的资金配置进行调控的。而前一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也是通过银行来减少资金供应，包括不断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重新设定贷款额度等诸多方法；此外，央行还通过发行央票的方式来回收过度的流动性。目前中央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逐步变成保增长、保就业，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的贷款力度非常大。由于中国从2003年开始实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使得我们现在的银行体系，总得来说变得相当的强壮，给这一轮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和融资，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支持。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总体说来是在不断地扩大，呈往前走的发展趋势，但是，目前的作用还相当有限。我认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但需要在体制机制方面进一步放开，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程序，要在管制方面便利化，要推动民营资本参与。像VC风险投资，不应该靠政府主导，从资本运作的模式来看，风险投资应该是靠市场推动，而政府主导对这种资本运作模式的发展不会太有利。再有就是最近两三年推出的产业投资基金这个概念，这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类似之处，关于这种基金是否由政府主导曾经有过讨论。回顾历史，据我了解，我国最早的产业投资基金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航空业和瑞士搞的一个航空产业投资基金。由于当时国家减少了对航空业的投入，而航空业需要发展，于是应运而生了这个航空基金。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铁道部正式向国家申请设立铁道基金，那时候需在人民银行审批，人民银行为了提高设立的门槛，制定了一个不太切合实际的管理办法，比如要求基金发起人必须有10亿以上的资本金。如果基金发起人真的有那么多钱，那何必募集基金啊！自己管好自己的钱就足以了。结果这个基金最终未能设立。直到最近两年，产业投资基金转由发改委进行审批，发改委出台了一个管理办法。其实，我觉得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和运作的审批还应该进一步放宽，如果需要的话，搞一个备案制度就可以了，目前适用它的法律法规有《合伙人法》、《民法》及其他相关投资方面的法律。但这也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不能向非特定公众募集，如果向非特定公众募集就要按照基金法来执行。我们有一个概念是“合格的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institutional investor），私募基金或产业投资基金募集的对象主要是这类机构投资者。合格的机构投资者一般不是监管机构保护的主要对象，它有更加灵活的方式。 我觉得中国国内融资的这3个渠道，从目前来看，银行的作用还是比较有效的，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撑这一轮的经济扩张，而其他的两个公开市场和非公开市场的状况还是不太理想，还存在一些问题。当然，证监会也表态要积极改革发行定价制度，希望能够在可能的情况下较快地恢复IPO的推出，这是一个好事。 记者：作为中国投资公司的首席风险官，您怎么看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您认为在这方面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汪建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很深入地研究。 第一，要高度重视风险管理。过去大家把关注度放在如何做大做强，并进行扩张，对于诸多相应的风险重视不够，也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训。比如，按照《巴赛尔协议》I的要求，假设银行业对资本金的要求是总资产的8%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你有100元的资本，那么根据资本充足率的公式，就可以换算出你的风险资产是多少。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虽然也有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是基本形同虚设。各家金融机构都只管发展业务，增加资产，却不增加资本金。这时，监管机构也没有发挥监管职能，没有限制其业务发展，否则就必须要求其增加资本金，使他的资本金始终保持在不低于8%的水平。如果这个水平降到了3%，但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风险就会很大。过去我们有风险这个概念，但是没有相应的有效的管理，现在银行在这方面已经开始重视。这两年，各金融机构本身，包括监管机构在内，对风险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从风险的识别、风险的计量、风险的控制等方面，有了相当多的改进。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包括从国家主管部委的主要领导到企业的主要领导在内，对风险本身的理念、风险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够，目前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对风险和风险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二，对风险的技术层面的重视度高，但是对政策、制度、体制、机制这些方面造成的大的风险还没有太多的关注，应该好好研究和分析。我刚才提到，最近几年我们对风险的认识比之过去有所提高，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对风险的重视更多的是在技术层面，而对风险的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问题研究还不够。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对这种在常规条件下的市场风险看得比较重，而对于突发性的、由于体制机制造成的风险则认识得不够。西方对这种意外事件有一种叫“黑天鹅”的说法，按照一般风险管理的概念，有些事件发生是小概率事件，小到几千、几万、几百万分之一，在数学上讲小概率事件等于不可能事件，因此，认为没有必要去防范这些事件。但是，一旦这些事件发生，又完全不在我们现有的风险管理措施之内，结果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针对这方面问题，我认为应该加强研究，防范形成系统性风险。 第三，对风险管理产品的开发还有待加强。我的看法是，风险一定是存在的，比如投资有收益，那是因为存在时间价值和投资人承担的风险。如果不承担风险基本就不会有收益，投资收益和风险呈正相关的关系。我们常说，风险就是不确定性。我们讲的市场风险，如利率、汇率、股票价格等都会随着市场波动。如果我在比较高的价格水平买入，之后价格走低，这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就是风险。再有就是信用风险，就是指你投资和交易的对手可能会出现经营不善、由于流动性问题出现破产、违约或到期不偿付债务。还有就是操作风险，由于操作失误造成的操作风险。由此可见，风险是一定存在的，不可能消失，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如果价格不波动，那投资就不会有收益了。打个比方，中国石油上市时是10元，如果10元永远是不变价格，你去投资就不会有收益，除去上市公司自身盈利不说，二级市场的投资收入就没有了。作为风险管理，我们可以把风险分散或者转移，由了解市场风险、有能力承担市场风险的人去承担。一个大的风险可以分散成很多小风险，这些小风险对于风险承担者都是可承受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有工具来实现风险的分散转移。但是，我们现在这方面的工具和产品还是不够的。再有，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人有一个长处是聪明脑子快，灵活，但这个长处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投机性太强，老是想赚快钱。投机性强在风险方面来说，有时候是致命的。如果你有能力承担这个风险你才去承担这个风险的话，一旦风险发生，你还是可以承受的。但如果是没有承担风险能力的时候你就去赌一把，当风险真正发生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和损失。过去我们在这个方面有很多教训，比如说中航油陈久霖事件，中航油是做套期保值、风险对冲的，证监会是不允许他们利用衍生产品进行投机的，陈久霖觉得自己对这个市场熟悉，做衍生品赚钱要比辛辛苦苦经营赚得快赚得多，结果怎样？陈久霖从狱中出来后说他自己是替罪羊。但我认为，如果他严格按照中航油的进口量来做套期保值的话，即便是在期货上有了亏损，但在油的实物上一定是规避了价格的风险，因为实物和期货的价格对冲以后，风险是可避的。再举另一个例子，现在中国食用油的榨油企业很大比例是由外资控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大豆榨油企业过去多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参与期货交易过程中犯了一个错误，原本是靠生产油、卖油赚钱的企业，应该首先把大豆的价格波动锁定住，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把重点都放在了期货上，参加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交易，再参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交易。最终结果是，我们的民营榨油企业全军覆没，被那些外国金融机构都吃掉了，导致目前我国的榨油企业绝大多数都被外国人控制。我想通过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无论是企业还是金融机构，赌性或者投机性都不能太强，必须清醒地明白自己具备承担多大风险的能力，这一方面取决于对市场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要有一定的资金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