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到海外投资的已经不少，目前赶上了全球金融危机，损失也挺惨重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汪建熙：中投过去投资的一些机构也出现了很大幅度的亏损或者说是浮亏，这与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并购相比还不是一回事儿。中投是一个财务投资者，不管是投资摩根士丹利还是投资黑石，都是为了获取财务收益。这和我们想要提高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有关系，是一个尝试，但不是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那种尝试。 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在过去几年有若干相关案例，包括收购香港、澳门的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包括在美国设立工行、建行等的分行，这些都是我们在努力“走出去”。这个路子是一定要走下去的，对此没有任何疑义。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要为那些“走出去”在境外取得资源、获得市场的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保护我们开发的市场。举个例子来说，从2002年11月开始，我国建立了境外合格投资者（QFII）项目，将QFII引进中国，他们进到中国市场后，除了涉及到中国相应的政策法规，还涉及到基金托管问题。和我们签署QFII的第一家金融机构是瑞士银行，他们说，“我们的资金从来都是由花旗托管，在中国我们还是需要交由花旗托管”。这个例子说明，当你的投资向外走的时候、当你的产业迈出国门的时候，相应的服务业也就被带出来了。像我们国家的产业进出口量这么巨大，必然要在境外设立各种实业机构，不管是生产厂家还是研发机构，希望不希望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境外对其发展给予支持，这是一个问题；金融业能否跟进扶持这些实业在海外的发展，也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现在大家都面临着全球化的产业竞争，在中国国内的最大商业银行、最大的券商，能否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跟国际金融机构同台进行竞争，并取得成功，应当说挑战是严峻的。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他们没有办法与国内银行的众多网点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可以争夺高端业务和高端人才。如果中国的银行的高端业务和人才都被抢走了，我们的银行业就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参与全球性竞争的，“走出去”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体制机制、经营理念、管理能力。我曾经也在中国银行的海外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有一个副行长到海外去考察工作，他开玩笑地说：“我们中国银行改名吧，以后就叫华侨银行算了。”中国银行在英国伦敦的分行是1929年就设立的，比绝大多数外国银行在伦敦设立的机构都要早，但是到现在为止，那么长的时间都在做些华侨业务，给华侨做房地产贷款、吸收华侨存款，而没有真正进入当地主流市场，这与我们的体制机制观念都有关系。比如，我们不敢雇佣外国的高端人才甚至一般员工来工作。而现在到中国来的外国银行都已本地化。我们“走出去”是不是也应该实行本地化？日本在前一轮的国际化的过程中信不过本地人而不进行本地化，结果出现不少问题，现在日本人也吸取了教训，不断改进自己，并开始不断地启用外国人才。再有，动不动就想把哪一个外国金融机构给收购了，收购不是参股的概念，是要把别人变成自己的下属机构。如果你把被收购的金融机构真的变成了自己的下属机构，并且按照你自有的管理体系，包括文化、理念、法律法规、治理等进行管理，其结果是管不了也管不好。因为金融业是高端人才聚集地，管理得不好，人才就会流失，人走了，市场就带走了，企业的价值也没有了。最后，你可能只是买了一个牌子、一个办公场所，却不能真正把这个业务收拢下来。说到金融机构收购兼并的风险，我想举美洲银行（BOA）收购美林银行的典型案例，美林银行投靠美洲银行后，当时美洲银行觉得很不错，因为他们自己的投行和证券业务比较弱，有美林的加入可以壮大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但最终的结果让美洲银行董事长非常后悔。当美洲银行第四季度报表一出来，他们发现这次并购使美洲银行创造了历史性的亏损记录。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打算收购哪一家美国金融机构，如果真收购了，人家接着给你亏损，你自己承担得了吗？所以，必须要把各种风险都考虑到。还有，“走出去”需要与你自身原有的优势、发展的方向有效地结合，这样才能锦上添花。如果收购的机构与你自身业务毫无关系，和自有优势、发展方向不能对接，就是为了扩张而扩张，这样的收购大多数都是不成功的。 总而言之，“走出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一定要这么做，而且在这个“走出去”的过程中很可能会有许多的失败和挫折，这是一个痛苦、曲折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必须走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作为国民和媒体来说，对他们要宽容，要允许我们的金融机构有时候不太成功。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会逐渐取得成功的。 记者：危险和机会从来是孪生的，您认为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除了负面影响，还有哪些机遇？ 汪建熙：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对现有的金融体系和经济框架冲击非常大。比如说，像那些原来全球最顶级的银行，他们现在的市值甚至都小于我国中等银行目前的市值，而且他们面临着流动性紧缺、信贷收缩等非常严重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国银行来说，不管是在国外开展业务、设立机构，还是收购兼并，都碰到了一些比较有利的条件。举例来说，许多国家对国外机构到本国开展业务都有很多不同的限制，但现在这个时候的门槛就会有所降低、接受度可能会有所提高。换句话说，过去那些国家对我们国际并购的门槛设得还是非常高的，人家都非常警惕中国的主权投资机构、国企去收购他们的企业，他们会产生这是把他们的私有经济国有化的想法。但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因为他们非常缺乏资金、缺乏推动经济的力量，所以这种限制条件会有所缓解的，门槛会有所降低。另外，当前许多资产的价格都比较低，也为并购提供了较好的机会。这都是对我们相当有利的地方。 记者：您怎么看金融危机下的美国经济？您认为美国经济何时能够复苏？ 汪建熙：这次的美国经济衰退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大家都在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危机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个人感觉，这其中的不确定因素非常多。我们不断地与国际上最优秀的金融机构主管、经济学家等进行交流，但大家的说法各不相同。首先，这次金融危机是前所未见的，而且积累了过多的泡沫。经济衰退简单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周期性的，即在一个期间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出现经济过热或者过度繁荣，例如出现供求关系失衡，就需要一定的调整。这种周期性的调整主要是数量上的，会逐渐形成新的供求关系平衡。而另一种则是涉及到结构性的问题，除了有本身的量化上的问题外，还有结构性的本质上的问题。上次美国的经济衰退大概是在2000年代初，从整个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现在差不多到了一个周期性衰退的阶段。但是本次实体经济衰退更多的是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经济衰退实际上是受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流动性缺失，信贷枯竭，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非常大。而这次经济金融危机涉及到了美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对其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了很大挑战。过去美国是通过过度消费来推动经济的，现在看来是行不通了。因为这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必须要增加储蓄等。美国的消费过去占其GDP的70%多，如果现在限制其消费，那他们用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使经济走出衰退，值得探讨。有人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2000年那次衰退为何能那么快地从阴影中走出来？是因为IT成为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现在就有人把低碳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也有人认为低碳经济不是一个全新的经济领域，而是对原有高碳经济的替代，这与IT作为一个全新的产业能创造就业、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同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在各国政府都以非常大的力量，推出经济刺激计划，而这些经济刺激计划到底会对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在什么时间段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从现在看这些还是说不太清楚的事情。因此，本轮的经济衰退是相当复杂的。 记者：以美国股市为例，您怎么看股市的涨跌与经济复苏的关系？ 汪建熙：一般来说，股票市场的变化会先于经济大概半年左右，经济还没有下跌时股市就已经跌下去了，而经济还没有恢复的时候，股票已经开始回升了。目前美国股票市场的变化肯定是和经济相关的，从目前来看，我感觉这个跌势还没有停，这与过去很多人的预期是相当吻合的。我认为2009年第一季度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因为2008年第四季度的严重问题会在2009年第一季度反应出来，比如季报、年报的反应，这会进一步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一些大中型机构出现了创纪录的亏损，这实际上是对上一个季度或者上一年业绩的反映，结果造成投资者信心下降。再有，实体经济进一步恶化，这导致了对金融机构的更大冲击，包括我们所说的企业融资、债券、借贷这些方面出现了的更多问题。消费者也出现了更多问题，如出现了更多的消费者失业，而且即使是那些没有失业的也会更加谨慎地进行消费；过去信用卡方面的不良记录有所增加，而新的消费又减少。这使得金融机构的收益会下降、不良贷款率会上升。我认为到第一季度末第二季度初的这段时间可能还是非常困难时期，第二季度初之后会不会有所改进，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要看全球经济数据，根据经济数据来不断调整各项政策。 记者：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了不可避免的冲击，作为主权投资基金，中投将如何按照中央精神，为稳定市场做出自己的努力？ 汪建熙：去年中央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和对实体经济冲击方面，迅速采取经济措施稳定股市，为中国经济能够较快地走出这一轮的经济下行增添了更多信心。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专门提出，要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要稳定股市。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方面响应国务院号召，比如说国资委，还有我们这些金融机构的国家大股东都提出适当地增持上市大国企的国有控股公司股票。作为我们来说，如果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时，我们还会为了维护股市的稳定做一些股票增持。香港市场是非人民币市场，是我们中投的投资范围，所以，我们会把整个香港H股纳入我们投资、资产配置范围之内。 记者：中国金融机构今年会拿出多少资金到海外投资，进行资产配置？中投的投资计划又是怎样的？ 汪建熙：第一，对中国来说，今年到境外投资要看整个经济形势，既要看中国的经济情况，也要看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发展的情况。第二，中国对外投资或者资产配置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中投以外，还有很多的外汇储备。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中国社保基金也会增大对境外投资的力度。再有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商业银行也可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资产配置。因为外汇资产只能在国外配置，不能在国内配置。这个投资的总量究竟有多大，还说不清楚。 作为中投来说，我们当然有我们今年的投资计划，但是我们的投资计划是一个范围，这要根据市场的情况来决定，也许投资进度会快一些、也许进度会慢一些。举例来说，我们去年避免了更多的投资账面损失，部分原因是当我们看到全球金融形势恶化，果断地把一些投资计划，特别是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的投资计划、公开市场的投资计划推迟了。有很多人提到中投投资黑石、摩根斯坦利损失很多，实际上，那些投资都是在2007年做的，那个时候真正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到来，只是出现了次贷危机。中投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没能判断出会有现在这样猛烈的金融海啸。当时我们认为只是出现了一定的金融波动，次贷冲击了一些金融机构，这可能也是我们投资的一个机会。但到了2008年，我们已调整了一些投资进度和投资策略。今年我们是非常非常认真地研究我们的投资计划，也要报给董事会，有内部的治理机制进行约束，在执行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投资进度安排，也要看市场的情况。（摄影 王南海） 汪建熙先生简历 汪建熙先生现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首席风险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汪建熙先生早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获得西方会计硕士、会计学博士学位。他曾两度进入中国证监会，先后担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首席会计师和副秘书长、主席助理等职。此外，他还曾经担任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及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银国际(英国)总裁，中银国际(控股)执行董事、副执行总裁等职。 曾在国外工作多年的汪建熙先生在证监会工作期间被认为是证券领域非常有专业素养的学者型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