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纵观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伴生产物，几乎每个地方政府，都会把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当做一项重要的政绩工程。不可避免地会把城中村看做影响城市面貌的毒瘤，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在城市研究学者的眼里，城中村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为那些来城市奋斗打拼的人们提供了落脚的地方；城中村也是未来城市繁荣的必经之地，是繁衍新兴的中产阶层的落脚之处。 遗憾的是，在中国，许多地方官员还没有意识到城中村的生命力，及其自然发展对于城市未来的重要性。 经过简单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城中村具有一些共性：一是多位于城市边缘地带或城郊结合部；二是这里多数基础设施匮乏，城市环境较差；三是土地和房屋的产权大多属于村集体；四是私搭乱建严重，城市建筑形态丑陋等等特征。 实际上，“城中村”的存在，最大的因素来源于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如果没有集体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的区分，可能“城中村”的存在也就没有任何依据。 按照中国的土地管理规定，形成开发性的建设用地，必须由县级以上的政府将农村集体土地征为国有，转换性质，才能将土地进入一级市场开发。
可是，当城市扩展到城乡结合部的农村时，由于担心拆迁成本的问题，开发商会绕过一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周边寻求低成本的发展。这些无意中保留下来的集体用地，已经有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和生活方式，性质上却属于集体产权。 保留下的村庄，可能是被城市规划和开发商遗忘的角落，受市场的驱动，城中村会在城市开发的夹缝中寻找到了自己的生机。村集体可以自己在建设用地上办企业，盖厂房或其他经营场所，农民可以加高自己的住房向外来人口出租住房，或者是自己开店铺。久而久之，村民和村集体虽然没有拆迁补偿的款项，却通过租金的收入，分享着城市化的红利。 “城中村”因为兼具城市和乡村两种特性，呈现出复杂的利益格局。一方面位于城市边缘，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收入来源完全城市化，脱离了农业和农村，另一方面建筑形态、建筑标准和基础设施的供给仍然是“村庄”的水平。某种程度而言，城中村是当地农民和地方政府博弈的产物。 实际上，城中村的建设是违法或者违规的，农民在胆战心惊的状态中不敢高标准的投入，因为补偿只是按面积，而不是按质量，何况是政府认定的非法建筑。这就导致农民的建筑和出租等经营只是短期行为，只要达到了增加补偿面积的目的，没有必要再提高质量要求。这些短平快修建起来的房屋建筑，基本只面向低收入的外来流动人口，他们难以承担高标准的建筑和经营场所的租金，失去了这些主要客户，农民的收入会有较大的影响，所以也影响到农民投入改造标准的积极性。 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大市政的配套支援，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使得“城中村”的环境脏乱差，更显得像是农村。从投资上看，房屋和土地的产权匮乏，房屋和土地都不能作为贷款抵押，因此没有外来投资者愿意涉足此地，农民也缺少贷款来改善住房和基础设施条件……在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城中村”也在城市开发和扩张的大趋势中，成为了另类。时间拖得越久，越成为城市管理者心目中的“老大难”。 那么，对于城中村的存在，是赋予更多的权利或发展机会？还是不顾一切的强制拆迁呢？似乎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两难选择。 强制拆迁，可能引起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这可能是许多地方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转换思维，把城市看做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系统，给予城中村更多的权利，保持其原有的生命力，会给当地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一是让农民分享土地的红利。很难想象，北京的城市名片之一后海酒吧街，就是城中村变迁的偶然结果。北京的什刹海周围，原来也是北京贫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因为规划控制楼房高度，改造的成本太大，没有开发商愿意涉足这个地方。“非典”时期，一些人看中了这些地方人流较多，可以开酒吧，获得高额收入。这些有经济头脑的投资者，就与原来的房屋所有者、贫民阶层进行谈判。要么给予较高的补偿，要么分享酒吧街的股份，结果是原来的房主高高兴兴地拿着补偿或者股份搬走了，而新来的经营者也搞到了一块“风水宝地”。最终的结果是，什刹海从一个夜生活十分寂寞的地方变成了北京夜生活的新景观，这就是让农民分享更多土地红利共同发展的结果。 二是保持和提升城中村的原有生命力——低成本。一般而言，城中村比起周边地区而言，房价和地价通常较便宜，这可能就是区域发展的生命力。 笔者曾到福建中部沿海某市调研，当地有一条在全世界都闻名的电子一条街，就是低成本发展繁荣起来的区域。此处的电子一条街前身是村集体修建的农民新区，上面是住宅下面是商铺的小栋楼房，因为村民嫌风水不好拒绝入驻。村集体为了聚集人气带动发展，免了一年商铺租金，引得许多大学生和创业者前来，一时热闹非凡，发展成为面向全球贸易的电子商务一条街。渐渐地，当地政府获得的不仅是租金，还有源源不断的财税收入。 因此，城中村的发展，并非只有大拆大建华山一条道，只要因势利导，让农民参与其中，保持和提升区域原本的生命力，城中村的开发建设，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