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曾 刚
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出于对效率的追求，全球金融创新持续发展，不断打破原有监管体系的限制。在这种背景下，各国监管当局开始调整和放松金融管制体系，以适应金融创新的发展。市场的创新与管制的放松，两相契合，终于形成了一个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潮流。金融自由化的观念，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也正因为此，当1999年克林顿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时，全球几乎是一致赞同之声。过时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终于被束之高阁，全球金融业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绝大多数人，都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这样一个转变。 金融自由化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会进入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 不过，10年之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主流观点似乎完全倒转了过来。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金融自由化和监管缺失，是造成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认为，应重新实行混业经营，分离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而在本月初，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也提出了大体类似的看法。如果说，作为一贯的严厉派，保罗·沃尔克持有强化监管的观点，容易让人理解。但戈登·布朗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多少让人有些恍若隔世之感。从1997年到2007年，戈登·布朗一直担任着英国财政大臣，也是过去10年中英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操刀手。一个曾经的放松管制的旗手，转向强化监管。不管他是出于何种考虑，都预示着，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金融自由化在思想和实践层面会进入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金融监管的强化，或将成为新的潮流。在即将举行的20国金融峰会中，有关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不过，尽管强化监管的理念已然占据了上风，但有关如何强化监管，各方并没有明确的共识。简单地回到金融自由化以前的状态，恢复业已取消的各种管制措施，恐怕并不合适。第一，从得失来看，金融自由化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正面贡献还是远大于其负面影响。简单的倒退，会有矫枉过正之嫌，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金融自由化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金融体系运行的方式，这使得以往的监管方法丧失了实施的基础，特别是大量衍生产品的使用，大大降低了传统监管的有效性。第三，在过去一段时间中，为防止危机的扩散，监管当局采用了各种手段对金融机构进行了救助。其中有些手段突破了既有的监管规则，这恐怕需要对监管制度进行重新设计。第四，国家间的利益之争，也可能会给监管体系改革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总之，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国际银行监管体制的改革，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其复杂性或许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巴塞尔协议中一个致命的缺陷 不过，尽管具体的细节尚难清晰，但银行监管体系改革可能会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还是大体比较清楚。在我们看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巴塞尔协议的调整。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巴塞尔协议所确定的资本充足率框架，已日渐成为世界范围内通行的银行监管标准。应该说，将银行的自由资本与其资产的风险敞口相挂钩的思路，兼顾了资本效率和风险递补两方面的考虑，给银行监管乃至银行的经营管理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也存在一些重要的缺陷。 巴塞尔协议的基本思想，是要求银行基于对自身风险的评估，来保有所需要的资本金数量。在这其中，如何评估银行的风险，是巴塞尔协议的核心所在。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实践中，人们已经总结出了一整套分解和测度银行风险的方法，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不过，所有这些测度方法，并没有将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纳入其中，从而导致了巴塞尔协议的顺周期性特征。当宏观经济运行向好时，银行信贷的违约率会相对较低，这意味着银行风险下降，其所需保有的资本金也就会越少，或者说，在资本金规模一定时，银行的放贷能力会越强。但无数事实都证明，越是经济繁荣的时期，系统性风险会越大，因为泡沫大都形成于这个时期。 在巴塞尔协议的框架中加入对系统性风险的考虑，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动态的风险准备制度，将可能成为未来银行监管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主要思想不难理解，即在经济繁荣和银行盈利丰厚的时期未雨绸缪，提高银行的准备数量，并在经济衰退时期动用这些准备来应付损失。这一改革可能会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建立起某种机制（如修订现行的会计准则），鼓励银行在收益较好的时期提取更多的准备。考虑到准备的提高会削弱股东的收益，这样一种规则可能会遭致股东的反对；其二是提高监管层判断的重要性。相对于建立机制来激励银行未雨绸缪，由监管当局直接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准备水平要相对简单易行得多。不过，这要求监管层必须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评估能力，而且需要掌握有关银行经营状况更为全面的信息。当然，监管层判断的重要性的提高，意味着监管权力的扩大，这或许会导致一些新的问题。 第二，对跨国业务的监管。银行跨境业务的发展，固然能给一些需要资金的国家带来迅速的发展机遇，但在危机时刻，这些资金的大规模出逃，也往往会引发一国金融体系的崩溃，进而产生严重的国际经济影响。1997年的东南亚，以及目前危机中的东欧国家，都是这样的受害者。 当然，加强对跨国金融业务的监管，并不意味着对资金跨境流动的简单限制。可能更多的，会是加强各国监管当局的合作，以弥补监管真空。同时统一监管标准，以避免出现资金的投机套利性流动，等等。 第三，监管框架问题。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一直都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而现实，也总是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如前所述，在目前，分业经营的观念似乎又有些抬头的趋势，或许会成为未来监管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不过，在我们看来，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可能并不是问题最核心所在，监管框架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长久以来，美国的监管框架与金融机构的分业经营大体对应，不同的监管机构对应着不同的金融机构。但当其金融机构转向全能化发展时，其金融监管体系并未及时调整。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不足，必然会留下许多监管真空，容易被金融机构所利用。对此，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可能感受最深。3月2日，在国会作证的伯南克强烈抨击了AIG利用监管真空牟利，并积累过度风险的行为，以至于在花掉纳税人上千亿美元之后，依然深陷囹圄，等待政府新一轮的救助。从措辞看，这位一贯温文尔雅的学者已然出离愤怒。 从趋势上看，混业经营应是现代金融业发展的潮流，不大容易能逆转，即使能形成一定程度的分离，恐怕也很难做到泾渭分明的程度。毕竟，在目前，最权威的专家恐怕都很难确定哪些业务属于传统商业银行，哪些应属于投资银行的范畴。既然如此，调整监管框架，形成大一统的监管体系，以全面覆盖金融机构的所有行为，才是真正有效的措施。在这方面，欧洲显然要比美国做得好得多，这和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采取混业经营模式有关。在银行监管模式方面，欧洲或许才是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总体上来讲，银行监管改革应该会是4月初G20峰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一段时间里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不过，也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在短期内，这个问题恐怕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道理很简单，监管的强化意味着对银行要求的提高，而目前，全球主要银行还处于生死边缘，能维持以往的标准已经不易，更不用说达到更高的标准了。此外，监管标准的强化可能会导致银行信贷的紧缩，在全球主要国家都期待银行放松银根刺激经济的背景下，这恐怕多少有点儿不合适宜。在经济危机阴云未散的时候，救助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而监管的强化，更多地，可能还是会停留在讨论的层面。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访美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