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司治理 提到招行2008年在投资雷曼债券上略有亏损时，秦晓说：“那个很小。金融风暴下大家都交了‘学费’，很难求全责备。” 对于雷曼债券的风险，“会有一些感觉，但是难以判断，出了问题才知道。”他说，这跟资产的鉴别、信息披露等整个系统有关。“那个债券评级很高，我们只能根据评级来做。我们不能自己去分析它的风险。” 秦晓坦言，次贷风险刚开始暴露的时候，也认为仅是一个局部风险，“没有看到它会有那么大的窟窿，百年雷曼会倒闭，AIG被接管，投行消失，这一快速的连锁效应和过程谁也没有想到。” “我们都熟悉周期性波动，不熟悉结构性震荡。周期性的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走向可以被观察到；但结构性的则是突变式的，大家措手不及。”秦晓说，由此，公司治理的重要性，特别是风险控制的价值，也是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应该获得的重要启示之一。 “不要超过风险控制能力谈发展，但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均衡。”秦晓说，理论上，当经济进入下行轨道时，风险的约束会被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但若只谈控制风险，那银行就会萎缩。应该要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做一个均衡，做一个模型，然后不断地测试，不断地调整，这是一个动态的均衡的管理过程。 招行董事会所要做的，也是要拿捏好这个均衡。 现在，大家都在喊口号要建一流商业银行，但是一流的标准是什么呢？秦晓也常常在想这个问题。他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提升银行竞争力的“五个要素”分析框架——规模、成长性、业务结构、效率和资产质量，以此分析招行盈利模式到底怎样？够不够稳定？风险控制得怎么样？通过揭示银行在运营和结构层面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及存在的问题，去调整战略。 他说，现在信息披露不充分，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价银行竞争力的指标体系，也没有正式披露过一个完整的银行监管指标体系。只会笼统地说：既要大胆，又要谨慎；既要注意风险，也要注意收益——这些都是咱们习惯的语言。 “这样说有用吗？等于跟没说一样!”秦晓说，都这么说话，企业不知道该怎么干! 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指标上去，比如贷款增长多少，贷款结构怎么构成，中间业务多少要把各项指标拿去算，然后再依此权衡风险和收益。否则，就等于白说。 2008年，招行成为7年来首个囊括香港董事学会授予的“2008年度杰出董事奖”非恒生指数成分股三个类别的全部奖项的公司。其中，招行董事会获得“杰出董事会奖”，秦晓和行长马蔚华分获“杰出非执行董事奖”和“杰出执行董事奖”。 秦晓说，章程上明确了需要董事会解决的问题，他会出面；管理者权力和责任范围内的事情，他不会干预。他说：“一个好的董事结构能够为董事会决策建立良好的基础，在决定重大问题包括风险管控的时候可以充分发挥各人的能力、素质和经验。” 目前，招行的董事绝大多数，包括秦晓在内都是兼职的，工作的重点和重心在于战略决策。董事会前几年确定了效益、质量、规模协调发展，均衡增长方案，对招行结构调整、资产质量持续改善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秦晓说，这些从年报上都能得到反映。 对于招行公司治理的优势，秦晓说，招行是一个有大股东也有次级大股东的这样一个结构，有重要事情必须商量。大股东要承担战略主导，（如果）完全没有大股东的话，权力就落在管理层手里了，那就要靠市场去监督它，否则会出现“内部人控制”。有大股东的话，既有组织监督，又有市场监督。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公司治理方式。在市场和法制还有待完善健全的条件下，秦晓认为组织控制有其必要性。 2008年，招行董事会决策了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纽约分行开业，二是并购永隆银行。 “多数时候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秦晓说，不一致的时候，有的问题就放一放，有的问题就按多数意见先走一走，走一段再研究。 有媒体曾报道过他说服别人的故事，但没有听说过别人说服他的故事。或许因为他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管理经验，又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很多独立的思考，可能不那么轻易地会被别人说服，但他也坦言这次金融风暴给他带来了许多新的认识。 因为下午他还要去大会堂开会，两点钟发车，所以，他一再提醒，“行了吧。我还要回去收拾收拾东西。”跟接受媒体采访相比，秦晓喜欢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挑灯伏案把捕捉到的各种离散信息通过大脑分析加工处理，付诸笔端，形成系统的认识。虽然写稿也不轻松，“两头慢，中间快”——打腹稿慢，动笔写快，修改慢，但是他很享受这种从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的艰苦的劳动创造过程。 他称多数媒体的眼球只注重一些轰动性的表层现象，很少由表及里分析背后的原因，还说美国商界流行一种说法：“你去看报纸头条，或是杂志的封面，如果有哪一家公司的CEO经常出现在上面，你就去把那家股票卖掉。” 记者手记： 不说话的时候，秦晓脸上总是挂着冷峻的神情；说话时，逻辑严谨，率真坦诚；微笑时，偶尔会流露出天真又狡黠的表情，肤色则跟风吹日晒的普通人没有两样。 在近几年的政协会上，常见他穿一件卡其色的夹克，而这件尘土颜色的衣服使他看起来很贴近草根。不过，他穿上深色西装系上领带时则是另外一种绅士风格。当戴上老花眼镜的时候，镜片会滤去一部分犀利的目光，又会使他显得和蔼一些，也添了几分书卷气。 对于采访，秦晓老是说，“别采访我。我也不是很有采访价值的人。你们去采访真正的专家”。推不掉，秦晓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吧，也不是什么正式的采访，互相交流学习吧。 有时候，他会纠正记者提问中涉及的一些错误概念，并作名词解释，像老师解答学生的疑惑。有记者说，听他说话，可以看到一个企业家的素质、才能和知识储备。但你说他是企业家，他会提醒你，现在都是打工的，把“企业家”表述为“职业管理者”要更准确一些。 直率 倔强和温和，不怒自威和谦逊有礼，都在秦晓身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就如他所说的，人都是多 元化的。 一些委员在发言时，离不开司空见惯的那一套“固定的”词语搭配，秦晓很反感这种公式化的且言 之无物的语言，他甚至都能提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您性格比较直率啊。”记者说。 “我主要是对很虚、很空的东西很厌恶。”秦晓说，“听不得那些很离谱的空话、虚话、不沾边的话、 说得不对的话。” “您不怕得罪人吗？”记者问。 秦晓没有回答。后来，他说了一句，“只要你永远保持就事论事，不因言废人，也不因人废言”。 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很少看到他主动阐述什么观点。问及原因，秦晓表示，该说的都说了，套话没必要说。 “秦晓老是插话。”会下，记者问一位和秦晓同组的政协委员对他的印象，这位委员说，叫他发言他不说，不叫他说的时候，他说的比谁都多。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很烦？”记者问。 “没有、没有、没有。”这位委员称，“因为他插话说得对（说他的观点实在），大家都很喜欢他，而 且，也活跃了气氛。有时候大家都很高兴。” 柴米油盐 有一次，在餐厅吃饭，记者看到秦晓端着一个盘子取菜，很清淡的饮食，还盛了一碗红薯粥，便问道，“这个粥，您还没有喝够？” “我还挺喜欢喝的，觉得还不错。那个年代的人红薯都吃得不少，你还知道这个啊！”他说。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很多涉及民生的内容。记者问了他几个关于民生的问题后，又补充问了一句，“您平时一般怎么接触民生？您也买菜吗？” 他听后有些腼腆地笑了笑，“买菜我可能买得少。”然后，他又很认真地说，“我除了是一个公司董事长之外，也是一个社会的普通成员。” 他说有很多朋友，会经常交流，还会下去调研。香港那边物价比内地贵。他平时在香港工作，周末回深 圳，在这边给汽车加油。返回香港的时候，会从深圳带一些鸡蛋、牛奶回去。 “不着相”，“善护念” 问到他50岁还去读剑桥的博士，是不是很辛苦时，他则轻描淡写地说道，“人都需要有一个外部约束，学习也是这样。再说，学费已经交了，也不便宜，不拿下来行吗？”
有一次，他好像心情不错，记者多问了几个问题。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曾经在报上看过一篇小文章，印象很深刻。作者已年过半百，每年过生日的时候，他太太都很重视地张罗一番。这个作者在文章里感慨，值得活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自己人生有两件事没有做完，第一件事是还有很多好书没有读完；第二件事是自己的修持不够。 说完，秦晓自己也轻轻地笑了，“呵呵，这种事就很有意思。”他模仿那个作者的语气说：“我不能死，因为我还有很多书没有读完呢。” “您是不是也是这样？”记者问。 “我没有这么悲观。我比较入世吧。风吹竹帘，雁过长空，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他说，能做到“不着相”，“善护念”最好。 他很少流露出自己的内心感情世界。有一次，可能是无意地他附带地说了一句，“我们只能独善其身，自己信守一个原则就行了”。 记者想让他谈一谈年轻时的理想，谈一谈他的经历，他说，“你这么小，又没有经历过插队、文革，跟你说你也不懂。” 有一次，把他问烦了，“你可以这么无穷无尽地问下去吗？”他说， “行了吧。你去报道别人。我又没有什么故事，平平淡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