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与8500亿美元机构债。尽管市场对此早有预期,但规模如此之大的注资举动,还是引发了市场关于中长期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风险的担忧。而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拥有巨额美元储备的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对此中国政府很难袖手旁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3月23日至26日四天之内,在央行网站上密集发表3篇署名文章,分别谈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高储蓄率与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在中美货币博弈的大背景下,周行长的文章随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都试图将金融危机爆发的责任往外推。保尔森关于中国储蓄过剩是导致次贷危机重要原因的指责言犹在耳,盖特纳就悍然指出中国政府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他们的逻辑是,由于中国政府操纵了人民币汇率,获得了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导致中国居民压低消费(增加储蓄)而增加出口,从而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进而压低了美国金融市场利率,推动了美国房地产泡沫与衍生品泡沫的形成。 而周小川行长关于中国高储蓄率以及金融监管的文章,实际上是在正面反击上述指责。“高储蓄率”一文指出,中国高储蓄率的形成具有多种要素,例如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家庭结构、人口结构等。中国的高储蓄率与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是对掠夺性投机的被动防范,是应对未来金融危机与资本流动逆转的结果,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那种认为中国高储蓄率是由汇率低估造成的,并认为人民币升值就能降低高储蓄率的观点是片面的。“金融监管”一文指出,由于美国国内的金融监管存在若干缺陷,导致对金融创新监管不足,衍生产品发展过度,从而直接酿成危机。这些监管不足可以归纳为微观与宏观的顺周期性,包括信用评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新巴赛尔资本协议的内部评级法等。言外之意非常明显,美国政府应该反思自己在金融制度设计与监管层面的失误,而不要一味地推卸责任。 由于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着中心货币角色,这就赋予美国政府一种独特优势,使之能够将自身危机的成本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推卸给货币体系的外围国家。虽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但由于这些债务多以美元计价,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印刷钞票、制造美元贬值,来降低实际债务水平。次贷危机爆发至今,美国政府用于救市的资金承诺规模巨大。当美联储宣布直接购买美国国债后,一切更是昭然若揭。 作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政府自然会对外汇储备面临的市场价值缩水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周行长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章,实际上是在向美国政府直接施压。如果美国政府再一味利用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来转嫁危机成本,最终美元可能被其它国家所抛弃。这篇文章的提议是创设一种超越国别的全球货币,来永久解决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特里芬难题”。周行长的提议,直接呼应了六十年前凯恩斯的清算联盟与Bancor倡议,是对美元霸权的当头棒喝。 中国政府在G20伦敦峰会召开之前发表这些文章,是要增加中国政府在本次峰会上的主动权,积极提出重建国际货币体系与加强金融监管的倡议,要比被动地讨论其它国家提出的议案更为主动,更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博弈中占据先机。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