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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默
荣智健辞任中信泰富主席早在外界意料之中，但导火索并非中信泰富2008年9月的炒汇巨亏事件，而是香港警方的介入。4月3日，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对中信泰富总部实施了大规模的搜查行动。香港奉行无罪推证，中信泰富母公司中信集团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警方高调搜查，必然掌握重要证人及证据，否则也不敢“拔虎须”。 荣智健和中信泰富在香港市场的巨大影响力，与荣氏家族在中港两地政商两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息息相关。1979年，荣智健之父、曾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一手创办了中信集团，成为中国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窗口”。1987年，荣智健加入中信香港，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990年，中信香港“借壳”泰富发展在港上市，易名中信泰富，被认为是红筹借壳上市的经典案例。中信泰富也是香港第一代红筹公司，其后中信泰富晋身恒指成分股，成为蓝筹公司。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人脉关系，被香港人戏称为“紫筹公司”（红蓝叠加为紫）。这股紫气一度令中信泰富为基金所偏爱，也令荣智健成为《福布斯》富豪榜首富。中信泰富业务涉及钢铁、物业、电厂、航空、基础设施、电信、贸易等，自创建以来业绩从未有过亏损，直到2008年这一神话才告破灭。 但这种盈利神话，并非完全来自其超凡的眼光和经营能力，荣智健本人才是中信泰富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荣智健的特殊背景、没有“荣太子”与高层的人脉关系、没有他跟香港超级富豪的关系，中信泰富的“紫筹”神话将如何延续？中信泰富投资电信业务，投资有固定回报的基建业务，无不体现了这种特殊之处。1999年，时任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秦晓对此有委婉的评价：荣智健可以说相当成功，但在他的成功背后，是中信和国家的信用作支持。 这种支持，在去年中信泰富炒汇巨亏事件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2008年10月20日，就在中信泰富爆出巨亏147亿港元的消息后，中信集团随后在12月24日披露了对中信泰富的援助细节，其中包括中信集团按116.25亿港元价格购买中信泰富可转债，为中信泰富承担91.55亿港元的澳元杠杆外汇合同损失。类似的故事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曾发生过，彼时荣智健向中信求助，获得了10.625亿港元的贷款支持。 信用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信用至高无上并涵盖一切，企业信用成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虚无信用，这种局面刺激了国有企业及其领导人滥用国家信用谋取企业和个人利益，并把经济交易中的违规现象和经济损失都看成是国家利益关系的调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重建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利用国家信用换取公司和个人利益，或者利用国有资产换取公司和个人特权仍在不可避免地重复上演。中信泰富及荣智健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典型罢了。 荣的辞任，算是对中信泰富投资损失的一个交代，也意味着“荣智健时代”的式微。该事件是否意味着利用国家信用换取公司和个人利益的特权时代的终结，我们还不能乐观地遽下结论。但是，“荣智健时代”的终结，多少可以看作是中国商业时代的一个进步，也折射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所必须经历的阵痛与无奈。 从一个更广泛的视野来考察，中信泰富以及荣智健的30年沉浮，让我们想起英国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是英国对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经营垄断贸易、殖民掠夺而特许设立的公司，不仅享有贸易独立权，还有权代表政府订立条约和和约，有权组建军队，有权发动战争。总之，“官商一体”的模式使它鼎盛一时。但是，作为商业垄断资本的代表，东印度公司最终无法抵御工业资本的迅速发展壮大对它的侵蚀。从1760年代起，东印度公司开始走下坡路。1813年，其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同年，英政府又取消了它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种种权力被取消后，东印度公司最终在1858年走向终结。 多年之后，西方商业经历的历史，正在我们身上上演。在过去的100年里，荣氏家族经历了从晚清、民国、抗战、解放、“文革”，直至改革开放的所有历史性变局，直至“荣智健时代”的终结，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事件，正是中国商业时代所经历的反复与曲折的典型折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