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运而生,衔玉而诞:刘鸿儒解读工行成立背景2



  1982年,姚依林副总理传达了国务院关于银行机构改革的指示。国务院领导人在年初提出了建立中央银行的原则。刘鸿儒表示,这是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确定的,但究竟建立什么样的中央银行,大家既没有实践经验,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根据国务院指示,

  人行组织“银行机构改革小组”,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并组织各专业银行深入讨论。1982年2月,小组讨论时,各家银行一致认为,要坚持集中统一的方针,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和财政系统不能办银行。但在具体讨论时,建行主张归财政部领导,中行和农行则主张成立金融委员会统一领导金融事业,实际上就是不愿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

  人行根据中央指示,认为应设立中央银行,以建立起在中央银行领导下、各专业银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银行体系;同时银行应逐步学习市场经济办法,将行政办法和经济办法结合起来。中央银行要领导专业银行;在现有的体制下,分设工商银行和储蓄银行。

  人行于1982年2月26日形成了《关于银行机构改革的意见》,认为建立工行要分步骤进行,先在业务经营上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余的问题以后再研究解决。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刘鸿儒解释说,因为当时在人行内部意见并不统一,有许多同志虽然同意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但反对把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分出去,他们的理由概括起来有以下四条。

  一是农行从人行分出去,已造成许多矛盾,对工作并未带来什么好处。有的同志说,人、农两行分家,除了机构加倍、领导干部加倍、汽车加倍、人员增加、开支增加外,几乎对国民经济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如果农行和中行不能回到人民银行,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千万别再分出去成立银行了,分家的苦头吃够了。

  二是如果说人行由于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而不能把注意力放在宏观经济的分析和研究上,这不是机构问题,而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难道总行十几位行长,都在抓工商信贷和储蓄吗?

  三是人行因为自己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而与专业银行的关系不顺,使得人行难以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改变管理体制,应该把各专业银行直属国务院领导的体制,改为专业银行作为人民银行下面的二级机构或一级半机构。如果不改变目前的体制,即使成立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对各专业银行也仍然难以发挥领导作用,从而也难以实行统一管理。

  四是工商信贷和储蓄存款是我国银行调节货币流通的重要手段。人行不应把手中调节货币流通的武器送出去,把自己架空。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调节货币流通的三大政策,即公开市场政策、再贴现率政策和存款准备金政策在中国短时间办不到。所以,人行不能把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再交出去,至少在目前不能交出去。如果将来人行升为中央银行,有了很大的权威,有了其他有效的控制办法,到那时再把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交出去也不迟。

  “这最后一条意见分量很重,影响很大。”刘鸿儒说。1982年4月15日,中央书记处第171次会议讨论了《关于银行机构改革与人事安排的报告》,确定了人行、农行、中行、建行的领导班子。会议认为:“关于设立中国工商银行的问题,不属于银行机构改革,而是属于银行体制改革的问题。目前我国的金融事业还很不发达,对这个问题看不很准,可把工商信贷管理局改为工商信贷管理部,暂不成立工商银行,看一看再说。”

  刘鸿儒表示,至此,前期关于成立工商银行的讨论表面暂时告一段落,实际上却酝酿着一场更为深刻的改革开始。

  

  国务院发文明确专业银行受人行领导

  考虑到各家银行对要不要单设中央银行、如何设立中央银行的意见分歧较大,一时难以定案,为防止银行间不协调给经济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国务院于1982年7月14日发文,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关系问题的请示》。

  这个文件在五个方面对当时的矛盾进行了协调,明确指出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都是总局级经济单位;各专业银行总行在规定范围受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此外,人行继续担负办理工商信贷业务和城镇储蓄业务的任务。

  刘鸿儒说,“很明显,这是过渡性的办法”,后来实际执行的结果是,人行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有所加强,但原有的矛盾并未解决,而且有发展的趋势。当时有不少同志指出,要研究东欧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因为当时南斯拉夫银行分散化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原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的银行改革被迫又回到了原来的国家银行体制。

  在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匈牙利的经济改革是最快的。应匈牙利国家银行邀请,1983年4月底,刘鸿儒率人民银行代表团对匈牙利进行了为期13天的访问和考察,重点考察了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尤其是银行改革的情况,希望能对中国的银行改革有所借鉴。“其

  时,匈牙利也不想成立中央银行,主要原因是市场不发达,大量的经济活动仍然在计划经济的掌控下,中央银行的手段少,与1980年代初人民银行面临的困境是一样的。”刘鸿儒说。

  回国后,刘鸿儒他们感到更加犹豫,但经济改革往前深入推进后,又要求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和进行调控。他说:“当时组织讨论很多,姚依林副总理找我们多次谈话,征求意见,他开了一个玩笑,你们怕人家变成老虎管不了,那你们就得想法变成狮子。”

  

  给工行取名字

  进入1983年后,成立中央银行的步伐加快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到1983年,中国的经济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形势的发展,许多人终于认识到,人行要成为一个有权威的中央银行,就必须把工商信贷业务和储蓄业务从人行分出去,另成立工商银行。同时,人行和专业银行的关系要做明确规定,还要成立一个有权威的中央银行理事会,讨论研究银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1983年上半年,姚依林、段云同志找人行的几位副行长分别谈话,设想另外成立一个中央银行,并把中央银行搞小一点,主要是协调和监管,有点儿像当时财贸办公室一样的“金融办”的感觉。

  “这预示着建立中央银行的讨论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进入具体设计和实施阶段。”刘鸿儒介绍说。

  整个具体设计过程中,与工商银行有关的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中央银行的名称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提出可否单独成立一个机构精干、人员不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原人民银行留下来专业承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成为专业银行。刘鸿儒说,他也倾向于这个建议。这个建议在人行领导层中反复讨论,大家认为还是应由人行作为中央银行,另设工商银行为好,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人行发行的人民币流通多年,改印票子困难;另一方面人行1948年成立,几十年来都是唯一的国家银行,人人皆知,突然变成专业银行,不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最后国务院领导接受了这个意见。

  二是专业银行的设置和分工。最初的意见倾向于再分设工商银行和储蓄银行,使人行专门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最后都主张不单设储蓄银行,但可开办邮政储蓄,交由人行统筹安排资金运用。关于专业银行的分工,刘鸿儒说,当时人行从便于管理的角度,强调分工,主张专业银行必须在业务管理上真正“专”,把本专业范围的工作做深做细。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人行建议,农行面向农村,在县以下开展业务活动;中行作为外汇专业银行;工行主要办理城市工商业存款和贷款;建行主要办理长期基本建设贷款。

  但是各专业银行当时的反应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在会议讨论中常激烈地反对竞争和业务交叉,但实际上又出现了“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建行破墙”的局面,都在抢占地盘,业务也有交叉。刘鸿儒说:“这本身是矛盾的,就是想自己垄断,不想别人垄断。这个思想曾经有那么一段比较厉害。”

  他说,认识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取得统一的。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的发展,原定分工的限制很快被突破,逐步形成了业务交叉与竞争的局面。

  

  工行建立进入具体设计和实施阶段

  经过多次讨论,1983年7月,姚依林、田纪云、张劲夫联名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报了《关于设置中央银行的几点意见》,提出:单设中央银行势在必行;工商信贷业务从人行分出,另成立工商银行;城乡储蓄业务,按城乡分工,分别由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兼办,暂不成立储蓄银行。同时,还建议成立中央银行筹建小组,由人行行长吕培俭同志任组长,小组由人民银行、财政部、经贸委的部分同志和专家、顾问组成,负责具体研究设计方案。

  在筹建中央银行的同时,工行的筹建也开始了。1983年7月,吕培俭同志给田纪云副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人、工两行的筹备人选,其中建议工行在人行的基础上筹建,筹备工作建议同朱由顺、陈立、张肖三位同志负责,并获得了批准。

  1983年8月15日,人行写了一个筹建中央银行的报告,其中对专业银行业务分工问题,做了一些调整,提出工商银行主要是管理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办理工商企业贷款,基本建设贷款则交由建设银行办理。对工商银行建行的步骤,提出要积极稳妥、分步进行,主张尽快把总行机构建立起来,分行以下机构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置,不搞“一刀切”。分行以下各级人民银行机构,在工商银行分设前,可加挂工商银行牌子,各项业务工作分别接受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总行的共同领导。农行和工行的县、郊区分支机构的设置和业务分工由中央银行理事会研究决定。

 应运而生,衔玉而诞:刘鸿儒解读工行成立背景2
  1983年8月20日,吕培俭同志又向田纪云副总理报告了中央银行筹建小组二次会议讨论的情况,其中涉及建行与工行的分工问题,筹建小组认为将建设银行办理的一般性技术贷款交由工商银行办理这一条,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同意的,不能变。关于外贸信贷的业务分工问题,讨论中有的部门认为外贸信贷是工商信贷,应交工商银行办理,中国银行则要求删除这个问题。会议还讨论了专业银行各自建立联行的问题。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文件在明确了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后,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办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至此,各种争论暂告一段落。

  1984年1月1日,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

  工行25年来不断改革发展,找到了与经济发展的契合点。未来,工行的步子能否跟上经济发展节奏,是它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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