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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董璐 三联生活周刊：丁磊要养猪，邵祈的华夏畜牧走精品路线，为什么现在这样的企业开始出现？大环境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兴动：经济高速发展为的还是幸福生活。这些年来我们吃的数量在增加，但质量在下降，甚至已经到了担心安全的程度。我们在生活发展过程中，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带了过来，而且特别崇拜这种消费习惯，房子要大、车要大、生活快节奏。但是我们却处在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万美元，而我们还不到3000美元。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人在生产牛奶的过程中大量投机取巧，譬如往牛奶里掺水，掺其他对食品安全有影响的东西。而现在他们人均GDP达到4万美元，有能力对食品进行严格的管制，并有技术去做。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和扩大，人口中最上面那20%的人开始追求健康，他们追求一种比较安逸的、健康的、休闲的生活，那么社会就已经到了有必要对食品进行革命性改变的时候，同时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后也有能力去支付它。 三联生活周刊：以前为什么没有出现过精品农业的概念？ 陈兴动：农业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中国土地目前还不能集约化经营，不能大规模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不高。而劳动生产率不高，农民就不愿意去干那么辛苦的活儿。科学的发展能让他大量使用两种东西，一是化肥，二是农药。化肥可以提高产量，但化肥使用多了会导致土地板结，粮食品质就下降；农药能杀死害虫，但也很可能就成为粮食里的毒素。所以农业的发展还是要回归到自然的生产上。农民如果基于一种发财致富的心态，就会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譬如种菜时，最好是剧毒的农药一喷，所有的虫子都不来了，菜就会很茂盛。所有生产过程就都需要一个很长的链，各方面都取决于我们素质的提高，现在这些高科技人才的进入有望改变这一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丁磊和邵祈的努力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促进生产的结构性变化吗？ 陈兴动：现在我们的农村无论如何也养不活超过50%的人口，因为劳动生产率低，就必须把他们转移到城市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现在有必要发展一种农庄经济。去年10月国家搞的土地改革，希望能做成农庄，农民进入到农业公司，把地租给农业公司同时成为打工人，农民获得两份收入。这样可以把农业公司当企业来管，并对质量各方面进行控制，甚至还能做出品牌来。比如福建的超大农业，蔬菜在市场上就能卖高得多的价格，它形成了品牌并且是个上市公司，在前几天别的股票往下掉时它的股价就很坚挺。这应该是不错的路。这是30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成功后，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我在和投资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不敢在这其中投入大笔资金，仅仅是在做尝试。是否等大笔的资本进入，这种农庄经济就会成为潮流？ 陈兴动：其实更大的问题在于企业家精神。中国不缺钱，也不缺市场，不缺需求，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资源组合起来。而首先要看到这个商业机会，其次有能力把各种资源组织起来。去年的农村土地改革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承认了农民把地转租给农业公司、转租给别人是合法的。过去其实已经有大量既成事实，但是没有规定保障。第二是使得一些今后做农业公司的人敢去做了，投资人也敢于去投资了。农庄经济和农业产业化，不一定是一个大潮流，但肯定会越来越多。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有一个说法，认为我们的食品结构因为中产阶级的出现，从以粮食为主转变为以肉食为主，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生产1磅牛肉需要消耗7磅玉米。甚至有人认为，前两年粮食涨价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太多了，您怎么看？ 陈兴动：首先我不认为目前我们已经到了以肉食为主的食品结构，即便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也不是。中国不是以畜牧业为主，还是一个农耕社会。目前中国发达地区城市居民的肉食消费量是人均46公斤，还没大到称得上以肉食为主。而且如果现在以肉食为主，中国的农业也承受不了。所以我们的未来是一种多样化食品结构，更多的水果、肉类和乳制品，使粮食不断多样化。 此外，中国的粮食很大程度上未来还要参与国际循环。这个循环包括：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增加粮食或者肉类进口，其次则是很可能我们要承租别人的土地，来满足农产品的供给。因为中产阶级的兴起，带来对品质的要求，然而数量和质量是一对矛盾体，提高品质，产量必然下降。而我们的耕地又在缩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每年都需要耕地，现在一个亿的投资需要44亩土地，而我们未来还需要15～20年才能完成工业化，大量的土地将被用于工业化、城市化。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投资者到国外承租土地。就我所知，福建已经有人在印度尼西亚承租了万把亩的山林，生产棕榈油出口到中国。中国人租他国土地，并组织中国的农业工人到那里种地，这种状态，下一阶段是不可避免要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