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企业家领头的领域，”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在1952年写道，“就会有金融资本尾随而来。”但如今金融资本却把整个产业带入了深渊。这一切并非始于银行家、评级机构以及抵押贷款经纪人最近的失误。金融资本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走上了错误的发展道路：当前的危机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因为主流的金融理论认为，分散化可以取代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而且是在监管体系功能失常的情况下。 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经营，也就是向传统借贷业务之外领域的扩张，已证明是场灾难。现在亟需制定一部21世纪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又称《1933年银行法》），要求银行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吸纳存款和发放贷款上来。此举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遏制金融风险的蔓延，使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美联储充分发挥所长，而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则不会受到更严格的管制。 银行创新名义之下的草率行为是如何演变的呢？上世纪3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持有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观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兰克·奈特（他后来控制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把不确定性视为无法定量的因素。但另一方面，18世纪的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牧师理论的支持者们则认为，不确定性就像用转轮法进行赌注一样，可以量化。在整个40年代以及后来的日子里，贝氏的理论观点占据了上风。它统治了学术刊物，使数学模型演变成了金融实践。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不确定性都可以简化为概率分布。各个案例逐一来判断？没那个必要。利用分散化投资就可以以最低的风险实现最大回报。 1974年，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他带领数理经济学走向了成功）因为在《投资组合管理期刊》（The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而名声大噪。他在文中写道，“实践操作者们”正屈服于“掌握了数学随机过程的新学术派”。他说，学者们深知，评估单个证券是徒劳的。普通投资者更是如此，不要挑选股票。相反，应该购买多元化的组合。 萨缪尔森的挑战影响深远。它启发了Vanguard Group创始人约翰·博格尔，1976年博格尔创立了第一个股票指数基金。截至2000年11月，股票指数基金已成为规模最大的共同基金，其管理的资产额高达1000亿美元。 多元化神话同样在信贷市场扎下了根。1970年，金融家布鲁斯·本特创办了美国第一家货币市场基金；如今近2000支这样的基金管理着大约3.8万亿美元资产。在股票指数基金的带领下，货币市场基金消除了对案例进行逐个分析判断的成本。它们的短期债务工具组合获得了信贷评级机构的认证，而后者依赖的也是模型而不是尽职调查。商业银行的借贷模式——要求贷款官员和委员会做出主观判断的成本是这种模式的沉重负担——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盲目的多元化在货币市场基金中并非屡试不爽。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发行的债券亏损，本特的货币市场先驱基金Reserve Fund“跌破了面值”，导致股票价值跌破了1美元。 那么，监管机构又是怎样走入人们视野的呢？它是通过大萧条期间颁布的规章而在无意中产生了巨大作用。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禁银行从事股票投资，并创建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护存款人不会因为银行家的草率行事而遭受到损失，同时也保护银行家不会因存款人的惊慌失措而蒙受损失。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解放了银行，使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存款人的信任。而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基金最终削弱了银行的借贷特许权，因此银行家开始利用监管庇护，在复杂、危险的情况下冒险。在金融家和现代理论的鼓惑下，监管者显然接受了这个理念，也就是在金融领域来点创新是不错的，有大创新肯定更好，即便远远超出自己的监管能力也没有关系。 到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时，银行已可以无所顾忌地开发消费创新产品和衍生产品。它们最终成长为规模庞大、盘根错节的企业，以至于几乎无法进行监管，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和交易记录无异于自己的如意算盘，想怎么拨拉就怎么拨拉。首席执行官们似乎对草率的赌博行为视而不见，短期利润让他们获得了丰厚的奖励，因此他们认为这个政策并不坏。（美国最高收入阶层薪酬的迅猛增长对金融监管不力所担负的责任远胜于个人所得税高税率的小幅降低。） 随着当前危机的逐步蔓延，监管机构匆匆忙忙地展开了紧急救助，这些救助措施没有多少胜算，还同时充满了裙带关系色彩。当小型企业遭遇挫折时，贷款人要求企业所有人把手中所有的钱都返还给企业，并写下个人保证书。华尔街高才生酝酿《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的目的并不是让银行家陷入这样的麻烦。 如今，奥巴马总统已走马上任，他认为“原有的机构无法胜任监管新措施”。衍生品交易已转交给受到监管的交易所。诺贝尔奖获得者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机构，对新的金融产品进行审查。而作为新的银行控股公司，高盛、摩根士丹利和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现在都已处于美联储的监管之下。但哪里还有多余的监管空间呢？监管机构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了。美联储仍在努力掌握全球化经济大环境之下的央行管理技能，并设法正确监管已划入其管辖范围的银行控股公司。 激进的改革思想复苏 在此我提出一个温和的半自由主义建议：为防止经济危机再次发生，让我们重新考虑一下旨在收缩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的激进思想。让我们把银行的经营活动严格限制在存贷款业务范围之内，对于这些贷款，非理论数学家出身的银行家和监管人士都能进行监督。（允许通过简单的套期保值来降低用短期存款发放长期贷款的风险。） 其他任何机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信托公司——都可以从事创新和投机活动，而不会受到额外的监督。但不允许它们与受监管的银行进行交易或从这些银行获取贷款担保，但审慎的、有保障的贷款除外。这些措施都不需要增设新机构或监管人。 对那些声称“完善”的金融体系是美国繁荣昌盛的主要原因之一的人来说，这些新的限制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虽然现代经济需要金融基础——如风险资本、信贷和保险，但因此就认为过去几十年间所创造的华而不实的内容完全合理的想法是愚蠢的。金融产业之所以可以获得比国内公司的平均水平多30%以上的利润（这个比例比25年前翻了一番），主要源于它们在资本流动和分配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难道真的会有人这样认为吗？
作者：阿玛尔·拜德（Amar Bhide） 翻译：杨鸣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