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稿·汪伟(记者) 樊芸的名片上一共列了6家公司的名称，而她的名字下面只印着三个字:董事长。作为上海企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的所有发言都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有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时候，谈到“4万亿”，谈到“产业振兴规划”，这个言辞犀利的女代表一口气说了好几个“有些搞不明白”。 《新民周刊》:最近不仅有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还有国家级的产业振兴规划出台，对最近比较困难的民营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吧？但你好像有所是“失望”？ 樊芸:1月27日，上海副市长杨晓渡带领民营企业到商用大飞机公司考察，看看能不能对接一些业务。民企都很踊跃，去的人坐满了三辆大巴，希望有机会参与到国家产业振兴机会里面去。有些企业说，即使不赚钱，也希望能够参与，希望借此提升技术能力，培养品牌。但是我们放眼全国，目前的产业振兴计划里，安排对接的以大型国企为主，中小企业和民企中只有少数上市企业能够参与其中，99.5％的民企被排斥在产业振兴规划之外。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当然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有些国企经营不好，还是往里投，投入与回报是否匹配？难道产业振兴规划之后，这样低效的投入还要进行下去吗？为什么不给民企、不给中小企业更多的机会？ 《新民周刊》:我们知道，民企和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渠道，而就业是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部分，为什么它们没有受到重视？ 樊芸:中小企业解决了全国60－70％的就业，而据上海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统计，2008年上海的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5％，解决了82.6％的就业，完成了60％的营业收入、50％的税收。这也很可能是全国的一个缩影。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民企。当前就业困难，民企肯定是承担更多就业的主要力量，有些地方政府对民企和中小企业采取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主义作风，现在需要它们解决就业问题，就注入一点帮扶资金，要求它们不要关门。但真正的问题:融资难、收费多等等，得不到解决。 民营企业得不到扶持，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政府官员不重视。不少经济官员出身大型国企，对民营经济、对民营经济比较集中的行业如现代服务业不熟悉。他们天然对国企有感情。 《新民周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樊芸:我呼吁在国务院里成立民营企业发展局。在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里，国企和外企分别由国资委和商务部负责各种事务，民营企业不应该有一个民资委或者民营企业发展局，来替他们解决难题，筹划他们的发展吗？ 有的地方政府里设置有民营企业发展协调办公室，但这个机构的功能是协商性质的，民企的需要、诉求和痛苦没有渠道向政府反映。在国家的层面，也从来没有出台过民营企业产业发展规划。 《新民周刊》:你心目中的这个民营企业发展局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能？ 樊芸:第一是服务。对民营企业来说，婆家太多，"管、卡、压"的政府部门很多，但没有娘家。工商联由于统战性、经济性的特点，往往只能扮演协调的角色，而且中小型民营企业在其中的位置很边缘，中小企业协会虽然有半官方的色彩，但实际承担的只是统计数据、汇总报表的作用。民营企业发展局应该“三独立”:独立机构、独立挂牌、专门编制。 第二是规划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产业升级，现在的国家产业发展规划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不平等的。经济形势不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要求很多，主观上、客观上都要求他们承担解决就业的重任，但给予太少。不但收费太多，还有政策歧视，比如职工人数在5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要根据职工总数缴纳一笔欠薪保障金，这种提法是歧视性的，因为大企业不需要交这笔钱。我们的管理机关就是把中小企业预设为不讲信誉的人，假想他们随时可能关门跑路。 民企和中小企业的负担太重了。除了缴税、四金、残疾人保障金、工会费，还要缴纳欠薪保障金之外，还有名目不同的收费。遇到金融危机，一个经营有困难的企业确实负担很重。民营企业发展局就是要在管理体制、行业发展和行政法规方面，为民企发展争取空间。 《新民周刊》:这些年来，似乎并不是没有专门针对民企和中小企业的政策出台，比如“非公36条”等等…… 樊芸:问题是落实。中央政府的“非公36条”，上海的“38条”、“17条”，要尽快兑现落地。其次，财政和公共资金要向中小企业倾斜。中小企业为经济发展做了重要贡献，现在财政应该反哺，支持民企和中小企业就是支持经济发展，支持社会稳定。除了政策性扶持，每年的财政中应该有法定比例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还有一个，扶持信息要公开透明。一个新开办一年的现代服务企业，第一年纳税100万，就可以入围现代服务业的资金扶持，我一直留心这方面的消息，但是到申请截止前一天，我才在区里报纸的一个角落里看到消息，等我匆匆忙忙准备好材料第二天送过去，已经过了最后期限。我还是一直很关心这一类信息的，其他企业就更加不要说了。这样的机会，错过了就可能以后再也碰不上了。一年后再申请，门槛就提高到了200万，这个代价谁来买单？ 《新民周刊》:现在政府支出已经成了拉动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民企能从中得到什么帮助吗？ 樊芸:现在的政府往往求洋求大，互相攀比。做一个规划，一定要请国外的咨询公司做，费用动辄就似乎几百万上千万，虽然负责项目的也是中国人，但是一点价都不还。一次做完不算，新的领导来了，觉得不合胃口，重做；下级政府的规划和上级政府规划冲突，重做。就这么浪费，地方政府还是热衷。其实，有些项目的咨询和规划，本土的中小企业完全有能力做，它们谙熟中国法律，有经验，做出来的项目可操作性强，而且价格适中，但就是不给你开这扇门。 经济刺激计划以来，很多政府投资的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做不过来，民企想参与，但是没有机会。这种做法是很有问题的。总理号召我们共克时艰，为什么政府不加大向中小企业采购产品和服务的力度？ 到了规范政府采购服务的信息发布机制的时候了。有些政府部门，把采购信息当作一种权力，放在自己手上，花花肠子多得不得了。比如说，规定要在网上挂三天，他星期五挂上去，周一上午就拿掉了，你不服也不行，解释权在他那里。 政府购买服务的列名要更新。所谓的列名，是政府在举行招投标前先列一个企业的名单，上了名单的企业才能参加投标，一些本来有资质的企业也被排除在外，这本来是违法的，等于是人为设置了招投标的门槛。但在某些地方，你不托人，企业就进不了这个单子。 不仅如此，政府还应该主动邀请有资质的中小企业来投标。有些企业市场萎缩，你帮他一把，他就度过难关了。这时候支持中小企业，不一定要你给钱，更重要的是放开参与的渠道，让民企有机会参与到各个层次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去。他会提供优质的服务给你。 《新民周刊》:现在民企和中小企业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 樊芸:有一次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一个企业家打电话进来说，他已经拿到了一个几百万的订单，但是前期的费用就是拿不出来。我了解的很多中小企业都有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是融资困难，难就难在缺少实物资产担保，缺乏担保人。有些政府官员和金融系统负责人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中国解决不了也是正常的。这种想法是懒惰和不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加大针对中小企业的担保和贴息力度。 现在地方银行和国有银行里，发放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是很小的。我在银行干过很多年，知道银行最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企业好了，他们追着要贷款给你。银行当然要控制风险，但是有些地方政府负债率非常高，银行也还是乐意贷款给他们，他们就不考虑风险吗？那些真正需要资金发展自己的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资源配置不合理，是不是贷款审理委员会的审核机制和审核标准有问题？
《新民周刊》:浙江上海这些地方，民间资本是很充足的，不能给民企更多支持吗？ 樊芸:上海的民间资本充足，但是民间融资渠道几乎为零。网上、手机上整天流传着一些乱七八糟的融资信息，嗷嗷待哺的民企却得不到正规的融资服务。这时候政府该怎么办？ 不规则的融资手段就像在菜场外面摆的摊子，占了道路，破坏了环境，影响市容，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摊子放进菜场，加以规范呢？这方面的管理体制非常落后。以典当业为例，现在的管理法规严重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典当行有钱但是不敢放贷，如果没有实物抵押就贷款出去，典当行的老板就可能要坐牢。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其他融资渠道又堵死了，民企从哪里去贷款？ 一大批民营贷款公司、私募资金和典当行业都应该规范起来，形成多种融资主体和融资渠道。上海要打造金融中心，仅仅靠现有的几家银行是不行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一个金融中心要有不同等级、不同资质、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为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政府一方面要学习防范金融风险的技术，把规则制定好。一方面要改变旧的思维方式，学习新的金融知识，在民间资本和民企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