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山寨文化凶猛
作者：郝智伟
将近春分，位于亚热带的深圳早已寒意全无，号称山寨大本营的华强北也是热火朝天。 在这里，只要把琳琅满目的山寨机摆上柜台，根本无须招揽，中意的买家自会拉过一张圆凳，坐下来仔细攀谈。即便是正午时分，商铺前依然人声鼎沸，接踵摩肩。 就在20公里之外的宝安区，这里是山寨手机的生产制造基地，却是另一幅萧瑟之景。紧闭的厂区大门，破损的门窗、零星散落在外的设备......绕着宝安走上一圈，这样倒闭的山寨机工厂不甚枚举。火爆销售的另一头，制造商却在寒冷无比的冬天里打转。 “仅去年末到现在，就有上百家工厂关门，没有办法，这就是山寨的江湖。”在深圳手机业浸淫多年的老许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 其实，老许自己也是困难重重。山寨机出货价一跌再跌，有时候每台毛利还不到10元，可相应的需求量却趋于饱和，还要承受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再这样下去，很可能从微利变成无利甚至亏损。是坚守阵地还是另谋出路，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老许。 当然，也有先行者已经转投山寨上网本（以下简称山寨本）行业。不过，他们能否复制在山寨机上的成功，似乎并不乐观。此外，一直极力打压山寨的势头也有所变化。在最近召开的深圳“两会”上，已经有相关提案向山大王们抛出橄榄枝，意欲将其招安扶正。这或许是山大王们一条不错的出路。不过，在前景明朗以前，老许选择了保持现状。 被迫退出红海 这位看似保守的老江湖，亲历了山寨机发展的各个阶段。正是关键时刻的成功转型，让他从默默无名到身家数亿，更见证了这个产业由蓝海一步步变为红海的历程。 早在2003年，老许刚进入手机行业时，国内的手机产业正在起步阶段，到处充斥着暴利。那时，一款国产手机的厂商利润可达上千元，大厂商一年下来能获得10多亿元的净利润，收入上亿元的经销商比比皆是，整个市场为之疯狂。 在暴利的诱惑下，中国制造的潜能被空前激发。像老许这样，依靠手机销售完成积累的经销商开始向上游更高的产业利润进军，一些传统的数码厂商也极力转型，投身到这片蓝海之中。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珠三角地区作为基地，因为这里拥有完整的电子制造产业链。 到了2004年，联发科的手机芯片解决方案开始大规模应用，稳定而廉价的芯片供应，突破了技术的瓶颈，按老许的话说：“自那时起，只要有钱就可以玩手机了。”于是，这一年便成为“山寨机元年”。 此后，“山寨机最疯狂的时代”开始了。山西的煤老板、江浙的服装商、各地的房产大亨，这群积攒了大把热钱的人都把目光转向手机制造，让深圳及周边的手机厂商从2005年的300家陡然升至2006年的上千家，逐渐形成了以深圳为核心的山寨机产业集群。 自此，山寨机的生产开始大面积展开。在极度细化的分工下，一款新机型从立项到开模再到量产，只需两周时间；对各种功能和外形的创新；对高端新品的模仿......价格上却只是品牌机的40%，加上直接对传统三四级市场供货，山寨机迅速蹿红。 山脊咨询的数据显示，2006年底至2007年上半年，山寨机出货量每月高达1200万部。虽然单机利润已降至百元以下，但凭借急速增长的出货量，厂商仍可以维持自己的暴利神话。借此东风，老许终于在2007年初把自己的身家提升到九位数。
不过，疯狂之后便是痛苦的回归。2007年末，沿袭多年的手机“牌照制”正式取消，越来越多的山寨机厂商取得了合法身份，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山寨利润的追逐，“白天生产品牌机，晚上大干山寨机”的现象屡见不鲜。加上盲目入市者不减，市场需求趋于饱和，山寨机的暴利时代终于走到尽头。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山寨机产量约1亿~1.5亿部之间。而易观国际发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国内手机的总销量约为1.49亿部。不难看出，山寨机的产量，已大大超过了市场承载的极限。
于是，名噪一时的“山寨机王”中天通讯几近停产，老许们开始为从未有过的库存发愁，曾经助推山寨机发展的集群和协同效应转眼变成残酷的恶性竞争，一切都延续着中国制造业的宿命。自2008年开始的价格战，最后把单机利润拉低到个位数。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行业已难再有利可图。于是，每天都有人退出这片红海，另谋生路。 也许山寨江湖的侠客们，原本就没期望更多。不高的技术门槛，不错的市场需求，可以迅速整合的制造资源，足以让他们构建起抢夺“Easy Money”游乐场。不用担心创新的价值被模仿稀释分化，也不必费心去经营品牌和积累技术，他们只需要赚到快钱，直到无钱可赚，再去寻找另一个新江湖，这便是他们的山寨精神，一种投机的现实主义。 山寨本也不是蓝海 如今，这种山寨精神又找到了新的试验场——上网本行业。来自山脊咨询的调查显示，2008年下半年以来，仅深圳的山寨本厂家已过百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山寨机厂商的转投者，他们生产的山寨本已现身华强北各大商场。 “最近山寨本的生意很不错，每天都能卖出两三台，用户感兴趣，这摊就有希望做下去。”一直在华强北做山寨生意的周程这样告诉记者。“当初，山寨机不也是没人买么？这需要过程，从开始卖BP机到MP3，再从山寨机到MP4，MP5，都是如此。在我的看来，山寨本一定可以复制山寨机的神话。” 不过，刚刚从山寨机转身山寨本的赵康却没有那么乐观。虽然英特尔和威盛作为方案提供商已经大大降低了技术门槛，不过在其他方面，山寨本还要面临更多挑战。 首先，没有一个像联发科一般的一站式解决方案。虽然英特尔DesignHouse和威盛GMB联盟提供了技术和产品支持，但却未能将相应的设计平台、开发工具完全向终端厂商开放，更没有技术人员深入客户端，为客户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山寨厂商不能很好地发挥其灵活性，导致白牌厂商仍牢牢把控这一市场。 刚刚结束的首届上网本高峰论坛便是最好的佐证。原本预定了300人的会场硬是挤进了500人。然而，即便标榜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山寨”，会场上去难以看到山寨玩家的身影，白牌厂家得以在这里讲经布道，互通有无，寻觅商机。 会上，长城电脑整机事业部总经理罗福明甚至直指山寨硬伤：“品牌和山寨价格相差控制在25%以内，消费者一定会选择品牌。不过400元的差距，就能买来山寨没有的各种服务。在这点上，消费者肯定不差钱。”可见，品牌商早已摸清山寨本底细，足以有的放矢。而山寨厂商却只能望尘莫及。 其次，山寨本厂商已难以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 一方面，虽然不乏上游资源，但相对联想、华硕这样大厂来说，山寨本厂商拿货量较少，英特尔、威盛这样的上游厂家不会给予很大的折扣，再加上各种主要硬件的价格非常透明，很难像山寨机一样从中寻出辗转腾挪的空间。 另一方面，PC全行业利润率不高，按照赵康的经验，做一款Atom处理器的上网本，成本在1600元左右，出厂价格也就在1700-1800元之间，根本无法再现山寨机早年30%以上的利润率，也只能比目前的山寨机利润率高出两个百分点而已。而在市场规模上，山寨本更无法与山寨机相提并论。每年中国的山寨本销量不过百万级别，与山寨机相比已经差了两个数量级。 销量有限，利润率不高，与品牌厂商竞争激烈，还能留给山寨本厂商的利润空间自然寥寥无几。上述论坛的创办者李易告诉记者：“山寨玩家要想在山寨本上与品牌商一争高下几乎没有可能，除非他们向更高端的大尺寸笔记本电脑进发。” 毫无疑问，山寨本很难再现山寨机的盛世，它并非山大王的另一片蓝海。现在，赵康有些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他和老许一样，期望寻得一条更有前途的康庄大道。 接受招安或是出路 “刚刚结束的深圳人大和政协会议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希望。”老许告诉记者。会议期间，深圳市长许宗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规范引导山寨产品提升品牌，转型升级，走模仿开放创新的路径。极力推崇这一政策的便是深圳市政协常委、市社科院院长乐正。 在他看来，“山寨”其实只是个中性词，不妨把山寨产品理解为自主创新的初级产品，草根市场的自有品牌。即便其中鱼龙混杂，只要做到有保有压，就可以规范山寨产业健康发展。 客观地看，山寨的崛起反映出深圳加工制造业在新技术、新产品模仿方面的敏捷制造能力，推动了国内电子市场的规模化发展，并带动了一大批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为深圳打造全球信息制造业的基地，贡献了很多力量。 “再回头看看世界500强的历史，多多少少都有过落草的经历。对于我们的山寨厂商，也要积极引导，让其成为推动主流经济发展的健康力量。”乐正认为，要加快对山寨厂商的招安，就要帮助他们克服创新技术缺失、资金拓展缺失和自有品牌缺失等升级转型的多重障碍。 关键在于山寨厂商通常都是中小企业，规模较小，自身并无能力独立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技术层面的升级转型不易实现。 乐正建议，由政府牵头，为山寨厂商搭建技术开发、试验、推广及产品设计、加工、检测等公共技术平台，帮助节约中小企业购置设备与软件的巨额资金，利用与共享公共技术支持系统，有效地降低技术升级、技术创新成本，提高他们技术创新的动力。 同时，采取提供品牌推广资助和展会租金补贴等多种形式，吸纳山寨厂商参加各类商品推介会、展销会和投资洽谈会，支持企业在国内和深圳重要赛事和文化活动中冠名、促销，提升深圳企业知名度、打响和推广深圳本土品牌。 现在，著名的山寨机品牌“酷派”刚刚得到福田区的资金扶持，已成功走出了山寨阵营。工信部下属的南方手机检测中心也开始在深圳运作，不仅删减了繁复的检测项目，还将检测费用下调了33%......随着各项支持政策的逐步落实，老许和赵康也终于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变身“正规军”的计划了。 “不过，我更愿意退出现有的山寨生意，去寻找另一个江湖。”一位不愿具名的山寨老板依然坚持他的山寨精神。当然，这种不服教化并非刻意作对，只是理念的不同。这类山大王就像被华尔街称为“野蛮人”的对冲基金，寻的就是市场中快速套利的机会，捞一笔就撤，打一枪换个地方，此中快意恩仇才是他们的山寨精神之所在。 所以，可以笃信的是，即便深圳所有的山寨厂商都变成了品牌企业，山寨的精神却不会因此消亡，只不过会换一个行业或者换一个城市来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