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 黄杨/文 全球领先的种子公司，已经通过不同手段成功控制了一些国家，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如果大规模进行转基因商业化生产，这可能意味着将整个国家水稻生产的控制权交到专利持有人之手 3月4日，也就是中国“两会”开幕的第二天，珠海检验检疫局销毁了2.268吨来自美国的黄玉米粉。“这批黄玉米粉在九洲口岸被检出含有转基因成分，与申报不符，必须将其销毁。”珠海的一位负责人对《环球财经》记者说。他的语气中显露出一种作为技术官员很少见的气愤和激动。 中国官员很气愤，因为他认为这件事的后果会很严重，尽管这看似只是一个小案例。这位官员为此举了一个“更大”的案例：巴西长期不允许种植转基因大豆，但世界农产品种子巨头孟山都公司，就买通了巴西官员，将转基因种子从阿根廷偷运到巴西，弄成转基因大豆既成事实，从而对政府施加压力，“国际粮食巨头由此窃取了巴西的粮食主权”。“而刚刚发生的这件事也再次为中国的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他忧心忡忡地指出。 在中国，这个问题同样攸关粮食主权，据专家介绍，它主要表现在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品系，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共涉及至少28项国外专利技术。其中一些品系还受到国际性条约《材料转移协议》的制约。其中任何一种通过商业化种植，就意味着中国13亿人的主粮控制权将被完全拱手交给拜耳和孟山都等国外生物公司。 “转基因，这个备受质疑的技术的背后，绝不仅仅是抢占种子市场的的商业行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 恩道尔向《环球财经》指出。 谁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的主人 研发转基因作物往往依赖于一些标准化的技术、方法和元件。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的最新调查发现，一些国外机构包括许多大型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在这些领域申请了至少近60项专利。其中，关于转化方法的专利有7项，基因分离和克隆的专利有22项，关于培养基的专利有6项，转基因植株再生方法的专利15项，还有9项专利属于基本的元件。 中国最接近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水稻中，由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Bt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了11～12项国外专利；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发的CpTI转基因水稻，则涉及了至少5~7项国外专利，由福建农业科学院牵头，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复旦大学等合作完成的转基因CpTI/Bt水稻，至少涉及了10～11项国外专利。 这项调查同时发现，我国正在研发的另外5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每个品系涉及的国外专利至少有10项，包括抗病水稻、品质改良的水稻，以及所谓的增产水稻。这些国外专利的持有人不乏一些大型的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如拜耳和孟山都。 此外，一些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如抗白叶枯病基因水稻（Xa21）和所谓能增产的转基因水稻（PEPC），还受到其他一些国外所有权问题——《材料转移协议》的制约。 目前，中国的一些转基因水稻是与国外机构共同研发的。这种情况通常是，转基因植株研发过程中所用的目的基因、菌株或转基因植株是从第三方国家移至中国。例如，第一代PEPC转基因水稻是由美国大学研发，第一代的转基因水稻Xa21也是在美国的实验室中诞生。那么，这种遗传元件、基因或是转基因植株的迁移即受到《材料转移协议》的制约。《材料转移协议》规定了迁移条件，包括允许迁移的材料范畴。 这个协议中规定，基因或者转基因植物仅限科研用途时可无偿使用，不允许用于商业用途。若希望用于商业目的，则需在商业化之前进行一次谈判并签署一份特别的协议，以确保材料提供方能够获得经济利益。这一所有者权利虽然建立在国家法律之下，但目前在全世界几乎都被认可。即便是在那些还没有实施专利法的国家也是如此。 在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于2001年出台管理办法规定，如果因科研用途需要进口转基因生物材料，须向农业部和卫生部提交申请。但是，在政府出台这一新举措之前签署的转移协议，不需要经过有关政府权威机构的批准。同时，根据《材料转移协议》合同，只要已经签署该协议，一旦发生了材料接收方违反协议条款的情况，提供方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追究接收方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据介绍，Xa21水稻和PEPC水稻的《材料转移协议》均签署在新法令出台之前，这样的协议和材料转移在我国开发的其他转基因水稻中可能还存在。 粮种安全 主权隐患 “我国的转基因农作物新品种的发展很快，特别是涉及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些农作物，如水稻、玉米等。但是，一些关键的技术和材料都已经被国外的机构和单位通过专利实现控制。”全国人大香港区代表蔡素玉不无忧虑地对《环球财经》记者说。 据她介绍，中国相关部门已经制定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相关的管理办法，转基因重大专项中将有20%的资金用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测试和相关设施建设，但是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中国却还没有完善的监管制度。“一旦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将可能面临丧失国家粮食安全和主权的危险，我国政府应当引起更加高度的重视。” 国外的一些经验也表明，专利持有人特别是像孟山都这样的全球领先的种子公司，已经通过不同手段成功控制了一些国家，如对阿根廷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蔡素玉指出，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如果大规模进行商业化生产，在今后可能再也找不到非转基因的水稻种子来种植。“这就意味着将整个国家水稻生产的控制权交到专利持有人之手。” 在阿根廷，孟山都的专利转基因大豆在过去12年中几乎成功地垄断了大豆生产，孟山都由此控制了种子销售市场，几乎将非转基因种子的可用性和可获取性完全屏蔽在市场门外。由此，孟山都的利润大幅提升，数据显示，在转基因种子和农药生产当中，孟山都去年的利润达到了10亿美元——自2003年以来增加了14倍。 尤其需要考虑的是，这些专利大部分都集中在几家跨国公司手中，已经在其他国家就专利侵权提起了许多诉讼。孟山都通过销售转基因种子和农药，以及与其他种子公司进行许可授权，甚至在没有申请专利的阿根廷市场成功获利，如今又尝试通过起诉那些申请了转基因大豆专利的国家中的大豆进口商来赚取更多的利润。 专家普遍认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将使得中国面临比阿根廷、巴西和美国更严峻的境遇，因为大豆对于阿根廷、巴西和美国来说并不是主要粮食。此外，所有这些国家的人均耕种面积都相对较大，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更高的食品价格，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则无法接受，尤其不能接受主食价格上涨。 此外，转基因水稻存在例如环境和人类健康等风险和不确定性。
种价上涨 三农大患 专利赋予了专利持有者独一无二的经济特权，而对经济领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种子价格。对于中国来说，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另外一个巨大风险，是由于转基因水稻品系还受制于国外专利，中国农民也可能会面临种子价格不断上涨的打击。 美国人为此提供了最典型的案例。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至2006年，农民平均用在1英亩土地上的种子成本急剧上涨。玉米从28.71美元涨到40.47美元。大豆从19.72美元涨到34.06美元。棉花更从17.63美元涨到61.69美元。与过去的种子价格相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价格的大幅度提升与昂贵的转基因种子是分不开的。举例来说，在美国，棉花种子价格已经翻了2~4倍，而传统种子的供应从2003年到2006年缩减了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