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是实体经济部门。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所以，当我们主要依赖的欧美市场由于危机后“去杠杆化”的行为越来越普遍，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自然就会因为信用能力受到严重的约束而不断地萎缩。于是，外商投资的减少和市场消费能力的下滑使得中资企业的出口利润大幅度下滑，拖累了很多以中国市场业务为主的企业利润，这就必然影响了中国银行业以商业贷款为主的经营模式。在国家财政拉动的投资计划出台之前，银行对企业的惜贷行为十分明显。尤其是处于寒冬的中小企业，即使得到了政府政策的倾斜，也很难从银行那里得到和大企业一样的贷款条件。为此，部分社会人士和企业家纷纷指责中国银行业没有社会责任感，受利益驱动。
问题总有其两面性。中国银行业自股份制推出以来，一直尝试拓展个人信贷业务。新世纪初，随着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银行尝到了个人信贷业务的甜头，甚至忘记了它与商业信贷完全不同的风险特征，以至放松了对信贷风险的监控力度，出现了过度贷款现象，从而积累了很大的信用风险。幸好，去年的宏观调控把银行业从泡沫资产的风口浪尖上拖了回来。几乎在同一时刻，中国银行业看到了源于美国房贷市场的全球金融危机，受到了国家监管部门提高风险控制的严格指示。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金融危机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复苏，由于市场信心的缺失和我们制度转向的慎重性，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且，房地产业的下滑或复苏会牵连到很多相关产业，甚至影响到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大众社会的和谐！所以，重新激活房地产业，以此推动内需的扩大战略就成了领导部门近来的工作重点。可是，我们还是看到银行业对7折利率的降息政策“不以为然”，迟迟没有推出细则，即使后来出台了操作方法，也让老百姓感到这些措施都带有“歧视性”。甚至有些专家建议引入完全竞争的机制，打破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格局。只有这样，才能让银行充分“让利”给广大需要资金的消费者。 那么，“保守”、“图利”的特征是否就是中国银行业固有的顽疾呢？打破这种“弊端”是否真的需要政府强有力地去干预呢？政府是否应该尽最大的力度去向银行业引入完全竞争的机制呢？笔者想说的是，当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能力不能规避它所面临的高风险，当中国制造业需要银行以稳定和持久的资金来保持它们低成本的融资以实现他们最终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时候，我们要求银行去“冒险”、去“无条件的服务”是不现实的。 首先，银行的资金来源是吸收存款，放出贷款，如果不注意存贷的平衡，不注意自己内部充足的流动性，尤其是在当前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要求银行和经济像繁荣时期那样放出高风险的贷款是不符合商业银行的运作模式的。具体而言，最近企业的利润在下降，如果银行此时要求它们按时还款，这反而会增加不良贷款的规模。于是，他们此时往往会牺牲自己的流动性，而不得不维持贷款的良好“质量”，以期待经济复苏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从而也能使未来的贷款质量得以改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业对企业新增贷款需求的惜贷行为，尤其在缺乏规避风险能力的条件下，是不得已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厌恶风险”的自我保护行为（因为存量贷款目前已经无法大量收回，如果再不控制新增贷款，那么，流动性就会下降得十分明显）。同样，今天银行业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业务上，对7折贷款利率持保留态度或增加附加条件的“异常”做法（往往要求存款增加，或追求贷款规模以提高利息收入来缓解存量贷款质量下降的问题），也是它们对待利率风险的一种“转嫁”战略。如果此时要求政府去强制银行进行“无条件”地放贷，那么，中国银行业的金融风险（比如流动性，比如债务的违约率等）就可能积累在银行的内部而无法释放。 其次，银行业需要竞争，但竞争过度不仅不会提高效率，反而却因为银行体系资产质量的下降而造成银行体系的不稳定，银行危机会在顷刻间就可以将繁荣时期看上去资源配置的高效率特征变得荡然无存。银行存在的关键，就是能够运用它的专业技术去解决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是需要花费成本的。但是，如果竞争过度，“息差”不断缩小，最后以至于不能覆盖掉信息生产的成本，那么，由于没有充分地对贷款人的信用进行有效的评估，就会造成贷款的质量变得越来越糟糕，直到整个银行体系的信用危机爆发。美国次贷市场信贷的无限膨胀已经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危机防范和管理的课程……（孙立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