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采访·撰文/潘青山 韩笑 摄影/刘志坚
4月17日，戴上“ST”帽子的东方航空复牌，开盘即跌停，报5.61元。身居国内第三大航空公司的东航，2008年亏损高达139.28亿元，是中国航空企业史上的最大亏损，可能也是2008年全球航空企业中的最大亏损。其中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就是东航在投资航油套期保值上亏损了62亿元，占总亏损额的45%。 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衍生品的投资上出现的亏损问题，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层层推进而逐渐浮出水面。中信泰富因“外汇累计期权合约”中的澳元累计期权而损失约147亿港元，最终导致主席荣智健被迫辞职；中国国航在燃油套期保值合约截至2008年底公允价值损失高达68亿元人民币；中国远洋所持的“远期运费协议”约有40亿元浮亏；深南电也因操作石油衍生品合约导致巨亏。 事实上，从2001年至今，只有31家央企获得从事金融衍生品相关业务许可证，但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所有涉足外汇、进出口业务的企业都在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 关于如何对待金融衍生品投资，正成为主管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人士颇为关注的一个话题。4月13日，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的若干意见》，要求企业切实加强投资管理，审慎从事套期保值等金融衍生品投资，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杜绝金融衍生品投机行为。在早前的3月24日，国资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李荣融主任更是明确提出，将对央企参与海外衍生品交易的情况进行彻查，并禁止央企在金融衍生品投资领域的任何形式的投机交易。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企业是否有必要、有资格、有能力参与金融衍生品投资？国际投行是否在故意设置“圈套”给中国企业“钻”？对已经参与了金融衍生品投资的企业如何管理和止损？国内金融产品又该如何创新？……这些话题正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也成为企业关注的话题。 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刚刚考察完东方航空的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李伏安先生。 东航亏损是必然的 数字商业时代：央企在金融衍生品投资上均出现了巨亏，东方航空航油套期保值的亏损占到年度总亏损的45%，呼资不抵债，不得已戴上了“ST”的帽子。你刚刚从东航回来，看到了什么？ 李伏安：东航的失误在于两个方面：首先，管理层对国际油价波动的市场风险认识不充分、不到位，对国内外的宏观大势把握不够；其次，投资者缺乏止损概念，任意由市场波动。这种情况就相当于一个小舢板放在大海当中，赶上风浪如果随波逐流，无所作为，肯定是不行的。东航当时赌的是油价不会跌破每桶62.35美元，所以在套期保值协议中，也就没有设置止损线。东航对看涨和看跌期权的风险认识不足，认为不用付外汇、不用收外汇、没有现金流就以为在财务上没有负担。 我去东航看，发现东航上市公司财务部有几百人，大部分人以前是做算账、结算、清算工作的，主要是去银行清账。真正懂金融、懂得金融工具、懂得交易、懂得市场风险控制的人员没有几个，所以投资金融衍生品这种风险交易肯定是会出问题。 数字商业时代：现在东航是否在反思并寻求一些自救办法？ 李伏安：东航组建了金融公司，找了一群人来运作。他们拿郑州的一个大豆期货交易在试做基础的研究，现在是试交易阶段，50万美元的模拟操作。这么大一家航空公司，到这个时候还在做这么初级的投资实验，你可以想像，如果去投资国际投行经过复杂设计的金融衍生品，要控制好交易风险是多么困难。在美国都是一些导弹专家在做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和交易。 我认为，与其让每一家企业自己去摸索和探索，还不如由国家提供一个大的平台，统一培训、统一人才推荐、统一设计制度的基本规范。 数字商业时代：有人提醒说，对国际投行的推销要保持警惕，要分析推销企业和人员的利益与产品之间的关系。 李伏安：国际上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行在推销产品方面，确实有针对中国企业而特别设计一些产品，结果导致了现在中国企业的很多损失。尽管说国际市场上石油期货交易是非常复杂的、庞大的市场，但是也不排除有操纵的可能。美国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些投行反向操纵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投机和套利机会。我们亏损的时候人家挣钱，是很简单的道理。 不能因噎废食 数字商业时代：如果“东航事件”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中还处于较为不成熟的学习阶段，你认为中国企业是否应该止步金融衍生品交易呢？ 李伏安：中国企业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是没有退路的，今后的五年、十年，国际化的进程只会加大、加快，决不会退回来。我们现在必须抓住这次金融危机提供的缓冲期，必须建立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国际市场交易的能力。 在国际市场面临重大波动的情况下，一家企业尤其是制造型企业，想要规避价格波动和整个金融体系波动带来的风险，必须要运用一些金融工具。单独靠生产或者是控制成本，是难以在市场上生存下去的。 现在简单地说中国企业不成熟，不让他们去国际上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企业还是需要去国外进口石油、进口铁矿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无论资金、货币还是原材料等价格，随时随地都在波动。如何利用衍生品交易，更好地规避风险，已经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稍微有一点实力的企业，它的财务人员主动去想一些办法，做一些交易，说明他们愿意主动观察市场、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数字商业时代：如果说企业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是企业走市场经济的必经之路，在政策上该如何配套跟进？ 李伏安：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加大，应该及时调整这些大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政策，包括商品期货衍生产品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不允许、不批准大部分企业在国际上做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并不能解决其在国际市场上实际面临的问题。 政策调整是需要跟上去的，目前相关政策调整是慢的，或者是没有跟上的。中国没有正常的支付渠道，企业需要去买衍生产品交易，我们甚至有一些费用往外付都还不允许。现在我们碰到这个问题再回头来看，就怪中国企业在面临这么大的国际市场波动情况下，没有把相应的能力建起来，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国家在有关制度设计和监管政策上的问题，在过去没有国际化的时候重视不够，到过度国际化的过程中准备不足，导致企业出现了一些变形的、不规范的、一些投机性的做法。 数字商业时代：“东航事件”对我们的金融创新有什么借鉴意义？ 李伏安：第一，中国现在应该适度放开企业参与金融衍生产品，参与各种衍生品的交易。应该由企业制度去管理风险控制问题，政府需要做的是把法律制度的一些限制理顺。 第二，要尽量专业机构去做，由专业的金融机构去做，通过专业的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一种专业的风险管理的金融服务。
第三，从基础的开始做，做一些基础的、原始的规避风险。不外乎就是简单地缴一点学费从简单的做起，把我们的基本的风险控制住。 最重要的是，目前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重要性并没有成为决策者的共识，还没有形成共同行动的方案和目标。 李伏安 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国内外金融创新及监管情况，制定创新监管策略和业务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