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读史读多了，能发现一条规律，凡有在上者穷奢极欲的时候，在下者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当时的幽州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只能吃粘土、食人肉，饿死的穷百姓无计其数。就这样奢靡还嫌不满足，最令人瞠目的是，刘仁恭下令将民间的铜钱全部收缴上来，组织工匠在大安山顶挖洞穴（有地道战情结），把钱全部藏起来（有窖藏情结）。就这也罢了，他还怕藏钱的工匠泄露了秘密，竟把他们全部杀死灭口。 钱都上缴干净了，民间怎么办？ 亏得刘仁恭想得出，他让幽州人民用粘土造钱，在幽州境内强制流通（见《新五代史》）。这种泥钱什么样？不好想象。但我知道，它可不是橡皮泥那样软乎乎的，而是要经过烘烤，烤好后质地相当坚硬，不至于龟裂或者掉渣儿。 古代的时候，人死了后，家属要在墓中埋一些陪葬品。其中一种陪葬就是泥钱，这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就像今日流行陪葬纸糊的“电视”一样，算是儿女替长辈圆了生前潜意识里的心愿。刘仁恭竟然就把这样的“地府钱”，作为了正式的货币。 吾土吾民，勤劳勇敢智慧是没的说了；但是这智慧，有时候也会在坏的方向上达到极致。 泥钱当然保留不下来，所以今天已经无法考证它是什么形制，镌有什么钱文，币值是多少——隋末有纸糊的钱，唐末又出了泥捏的钱，都说末世必有妖孽出，真不假。 到了民国年间，又有钱币学家考证出来，当年刘仁恭不仅藏了铜钱，捏了泥钱，还铸过新钱。现在人们所能见到的，一共有四类： 铁永安钱，共有三种，即铁永安一十，铁永安一百，铁永安一千。这三种钱，也有铜质的，存世数量都不超过10枚。这种钱，形制厚重，钱文粗拙，在钱币史上别具一格。 铁货布，背面铸有钱文三百，其制式不是圆钱，竟然是仿照王莽的货布模式。 铁顺天元宝，也有三种，背面的钱文分别为：上月下十，上月下百，上月下千。其中的上月下百，是拿史思明的顺天钱作模本，上月下十、上月下千则是刘仁恭自创的模式，钱文字体近于隶书。后两种钱现在存世各有一枚铜品，那就比华南虎还要珍贵了。 铁五铢，此钱用的是隋朝五铢钱的模本。 这些钱，都使用了唐中期以后才有的翻砂技术，但是铸工不精，砂眼较多。 从钱形上看，刘仁恭是个怀旧派，连五铢钱、货布都弄出来了。从币值上看，他铸铁钱的目的，也是为了搜刮民间财富，因为全是大钱。刘仁恭作恶多端，囤积了好几山洞的铜钱（不知留作何用），没想到现世现报，先是他儿子刘守光给他戴了绿帽子，睡了他的爱妾，父子俩为一个红颜闹翻。这还了得，还有没有上下尊卑了？老子把儿子叫去，狠狠教训了一顿。 有其父必有其子，刘守光哪里吃这一套？什么上下尊卑，这年头还不是武力说话？他找了个机会派兵攻破大安山，把老爸给囚禁了起来。在这之后，刘守光趁乱索性在幽州称了帝，按理说刘仁恭也就成了“皇帝的老爸”，可是这个尊贵的老爸，却仍然是个囚徒。 后来幽州被刘仁恭的死对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攻陷，李存勖将刘仁恭逮住，以刀猛刺其心，用他的血作为祭奠，然后斩首——那几个山洞里的钱，究竟藏在何处，也就成了一个天大的谜。 还有一种说法是，上述的永安铁钱，是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在幽州称帝之后才铸的。永安钱流通时间甚短，在后来的1000年中，人们甚至不知它是何人所铸，在哪里使用过。加之存世数量绝少，就显得更为神秘。直到民国时，人们才基本搞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刘仁恭，算是中国钱币史上最恶的一个恶人了吧。他发明的泥钱，还有一个后话，也值得一说。 唐亡后，紧跟着的是五代十国，五代里面有个“后唐”政权，就是杀刘仁恭的那位李存勖建立的。李存勖在战场上是一员勇将，治国却极为昏聩，常常面涂粉墨，穿上戏装，登台表演，朝政什么的干脆就不管啦；他还用伶人做耳目，去刺探群臣的言行，引起朝野怨恨。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深孚众望，对这个戏子皇帝实在不能再忍了，就发兵攻击李存勖。在混战中，李存勖被哗变的亲军杀死，李嗣源在群臣拥戴下称帝，这就是后唐的明宗。明宗是整个五代里最贤明的一个君主。他即位后决定铸新钱，便叫臣下呈送一个前朝钱币的清单上来，好做参考。负责拟清单的鸿胪少卿郭在徽，在清单上竟然列入了刘仁恭的泥钱和铁钱。明宗一见，动了肝火：你这是在咒我。刘仁恭是什么人，他造泥钱，绝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害人。骂完了，又把郭在徽给降了职。 可是这位后唐明宗，也没有忘记刘仁恭藏的那笔钱，曾大张旗鼓地在大安山掘宝。《旧五代史》上记载，当时幽州有个衙将潘杲，上书说他知道刘仁恭在大安山的藏钱之所，枢密院（国防部）立刻派了人去监督发掘，结果“竟无所得”。大安山，就在北京房山区西北80多华里的地方。藏宝处，就在山上。 不过，喜欢看《盗墓笔记》的朋友们，且慢高兴——因为这宝藏，已经在1000多年前的辽代，被辽圣宗派人去给挖出来了，所有掘出的铜钱，都拿去铸了新钱。 至于还有没有残留的，不详。有不死心的朋友，不妨也可以去探访一下。 老百姓就用鸡鱼鸭鹅做“货币” 刘仁恭死于非命，这是上天惩罚他。但是我们后世有玩钱币的人（雅号“泉界发烧友”），可能还是会感谢他为唐朝钱币史添了点花絮。 唐代的货币，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之外，还有一些也要交代一下。 在晚唐，西域地区唐朝的管辖区内，曾经铸过两种“通宝”，一种是“大历元宝”，一种是“建中通宝”，这算是地方钱币了，主要就在当地流通。 当时西域还有一个突骑施国，是游牧民族政权，以前经常活动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玛克），也就是李白的故乡。在武则天去世后，这个小国正式从属于唐朝，为唐朝守卫西部边境。唐中宗封他们的首领为“怀德郡王”。这个突骑施国，铸过一种独特的方孔圆钱，与开元钱的形制一样，但钱文是粟特文。
这个粟特文，是中古伊朗东部的一种文字。现代中国能懂得这种语言文字的人，那就等于学界的华南虎了，大概就只有陈寅恪、季羡林、周一良等几位大师而已。 另外，在已经灭亡的高昌国旧地，唐朝时还活动着一支“西洲回鹘”，也是游牧民族。他们也铸了一种仿开元钱，钱文是回鹘文。回鹘，在唐朝前期叫“回纥”，后来又改名叫“畏兀儿”——这名字有点眼熟吧？对了，他们就是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祖先。这两种少数民族文字的铜钱，意义可谓重大，从中可以看出，华夏文化当时对西域的影响是何等之深。 除了这些钱币之外，唐朝的货币种类其实相当丰富。由于唐朝从头到尾都没摆脱“缺钱”的困扰，因此，唐中央政府特别提倡谷帛货币化。唐文宗甚至规定，在交易中凡是金额超过100贯的，所用货币，粮食或布匹要占一半才行。到了灭佛皇帝唐武宗时，那就更厉害，他规定：交易超过5贯以上的，就要有一半的货币是谷帛。在一些边远地区，因为流通的铜钱太少，那么不用政府提倡，老百姓也会自动用实物代替钱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