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省政府撤退的时候确实万分狼狈，5月12日，华中“剿总”已经从汉口撤退到了武昌长春观，朱鼎卿追到武昌，找白崇禧要工具撤退，白崇禧把他推给了别人。要了半天，无任何车可拨，当时公路局的汽车轮胎都已经被职工拆下了。“听说朱鼎卿脸色都变了，冲进省政府对还在那里讨论如何撤退的工作人员，说，还开什么会，赶紧撤退。” 在白崇禧部队陆续溃退时，张难先等老绅士组织起来，成立真空阶段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张难先日记中记载，5月15日，武汉街头还比较混乱，他渡江去汉口时，一部分人逃去武昌，一部分人逃去汉口，轮渡码头几乎不能站人，幸亏一个大汉认识他，把所有人推开，他才能顺利到汉口，把维持会的1000多个袖标分发下去。
当晚，不断听到武汉的守备部队一边溃逃一边四处爆炸的声音，其实是借爆炸勒索。守备司令鲁道源带头勒索，工商协会出钱保证了江汉路没受溃军骚扰，捞不到钱的就开始炸趸船码头，张难先在日记中记载，“实属无聊之极”。他一夜数次开关电灯，看着灯亮，才有了一点安慰——电厂还没被炸毁。后来知道，武汉市工商协会又出了2000银元，保证水厂也没被炸毁，当时工商业界管这种行为叫“赎城”。 不过，即使是逃跑时刻，白崇禧也没有忘记张轸。涂建堂事后多次对廖文会回忆起义那些天充满危险的片段。5月14日，张轸被白崇禧叫去司令部，原来是白崇禧事先接到了何应钦的电报，说张轸有异图。廖文会说：“老涂反复对他说不要去，可是张轸觉得不去反而会让白崇禧更动疑心，结果他执意要去。” 张轸去后，白崇禧直接拿出电报给他看，张轸不断剖白，说自己没异心，还准备把部队中靠不住的部下全部处理掉，并一再表示自己拥护李宗仁。“也不知道白崇禧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反正过一会儿他出去了，说安排张轸晚上一起吃河南菜，利用这空档，张轸找了‘剿总’的王参谋长。王是他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张轸直接说白崇禧要杀他，然后就此跑掉。” 宋恒青回忆，“最危险的那段是过武泰闸，当时闸上有人看守，他喊副官坐汽车通过闸上检查站，自己步行绕了一大圈才回到金口”。 当时涂建堂与张轸失去了联系，以为他已遭不测，5月15日凌晨起义，就近构筑工事，摘除国民党帽徽，“起义后，他们还立刻追击了南逃的国民党部队，俘虏了300多人，回武汉的时候，武汉市民夹道欢迎他们”。 涂建堂后任黄冈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武汉发洪水，他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结果被省领导看中了，他后来一直在湖北省水利厅，虽然水利不是他的本行，可他特别重视学习，成为著名的水利专家”。 逃回金口的张轸不断接到白崇禧的电话，说让他再去武昌，不追究他的责任。当然张轸不会再去，下午就用解放军江汉军区的规定代号“五五五五五”通令全军，2万多人的兵团反戈一击，使武汉的和平解放成为定局。 城工队布局:“5000人 在我们手里” 87岁的陆天虹家里挂着刚解放武汉时他的一幅油画肖像，是当年在一起的战友帮他画的，画面上的他瘦削，脸色不太好，土布军装也很破旧，“当年确实就是那样子”。画画的战友后来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而陆天虹自己也成为《长江日报》的创办人之一。 外表不甚精神，可是1949年却是他最亢奋、最紧张的一年。“武汉还没解放，可是周围解放区的工作都已经做进去了。”兵临城下，各根据地有了新的工作部门——城市工作部，他当时就是天汉（天门汉川）县的城工部部长，工作重点就是“派进去，请出来”。 身边的同志利用合法身份化装进武汉，调动一切关系来发动工人、学生、上层士绅，要不就是把武汉市有影响的人物请到天汉县委来谈话，“解放初我们统计，通过各县委城工部的努力，大概有5000多个各行业的武汉市民被发动起来，为我们工作”。 “刚开始还没有经验，那些派去的同志怎么化装都不像，后来觉得，是我们自己的道具工作没做好。”原来当时解放区没那么多时髦的、昂贵的衣服，一件衣服无论大小合适与否，派进城的同志们拿起来就得穿，没有选择。 “后来我们发现了窍门。”经常有投奔解放区的人们一来就激动地脱下旗袍、西装，扔下国民身份证，二话不说就换上了土布军装，“刚开始是把脱下来的旧衣物当废物处理掉，后来发现这类服装道具不可少，我们就全部留了下来”。为了让身份证合用，专门从地下党员系统中找来了两个印刷厂的工人，他们用硬木对着钢印刻了两枚图章，一阴一阳，换上照片后，用木印合起来盖上纹路，分毫不差。 当时最主要工作就是“反拆迁，反破坏，反逃跑”，“我们把这些工作做进了军工厂，当时汉阳船舶修造厂的设备很先进，是为国民党海军修造船舶和潜艇的地方，可是武装警卫很严。我们有个工作人员叫李汉涛，他有个表哥在里面工作，是个技术很好的钳工，李汉涛就把这个表哥带到我们城工部来了，我稍做宣传，就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原来在里面工作的工人很苦，待遇也不好”。 回到工厂他已经是成熟的地下工作者，“他利用工人们喜欢坐在茶馆聊天的习惯，每天从物价飞涨开始谈起，煽动工人的情绪，一直谈到如何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也不讲大道理，就是说，要是和国民党跑了，留在武汉的家属们怎么办？结果很快，他身边就团结了30多个人，这些人后来成为我们护厂的最主要力量。要拆迁的时候，他们在国民党军官监督下，白天拆下的机器，晚上再装回去”。 当时城工部发动了很多关系，普通的大学生们也一一身负重任，出入于各上层人士之间，“这也是社会上人人找出路的心态使然，即使是国民党中坚力量，也在想自己的去留，跟国民党走吧，前途无望；跟共产党走吧，对政策又信不过。我们派出去的那些不成熟的大学生开始宣传的时候不受信任，可是当他们亮出我们给的凭据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就立刻变了，觉得找到了救生圈”。武汉市轮渡公司、消防队都是这么被说服过来的。 最难攻克的王家墩飞机场也被城工队攻克了。“说服不了飞行员，就找些和地勤人员有同乡、亲戚关系的人让他们混进去，让地勤人员去对飞行员做宣传，打内战没前途，即使不起义，现在也不能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了。” 那些受到宣传鼓动的飞行员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丢炸弹不丢在我们的阵地上，而是扔在荒地里，给被包围的敌军投救济粮也故意不投准，投在我们的队伍里”。5月初，白崇禧下令炸机场，“可是工兵连长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他们按部署，在那里运炸药、埋地雷，结果第二天该引爆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挖昨天埋的地雷”。这个连长后来被国民党通缉了，“他很高兴，觉得现在去解放区也有点功劳了”。 直到解放前夕，很多人还在动摇。5月15日，汉口市市长晏勋甫还在动摇中，“他的家眷被白崇禧逼迫着送到了香港，又逼迫他当天上午去台湾。他心神不宁，顾虑重重，我们的一个城工部工作同志把他叔叔请来和他一起聊天，当场就给他家眷寄去1000美元，又叫他躺在床上休息，把电话移到床头，让他打电话布置工作，就这么不知不觉把他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