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5月24日，晏勋甫把汉口市政府所有的材料和档案清册，移交给新市长吴德峰。“档案移交等于账本移交。武汉解放与别的城市不同，地下工作者和城工部做得好，几乎全部档案材料都留存下来了。” 除了城工队的活动，地下党也变得越来越“公开”，积极迎接解放的人们很快就能找到组织，吴德安就是这样。那年，他刚刚21岁，是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的学生。“我就是爱闹的学生头，加上我们学校又在热闹的汉口，武大一直在偏僻的珞迦山，不利于在市区开展活动，结果地下党组织就找到了我，我被发展成为党员，主要任务就是带领汉口的学生们迎接解放。” 1949年初，武汉各个学校成立了“应变联合会”，“就是为了对付战争带来的各种问题，我又被选为外联部长，有了个合法公开的身份，更可以大肆活动了”。虽然尚未解放，“可是我们的活动已经很带有解放区的色彩了，唱一些中性的民歌，像‘跑马溜溜的山上’，跳秧歌，学习这些新东西，也说得过去”。 4月3日，武汉学生声援4月1日南京血案中死亡的学生，“那活动基本就公开了，我们找了一个体育系的大个子看门，他一个人能打五六个人，有几个学生特务来捣乱，都被他轻轻一拎就扔了出去。我记得我们还喊口号，一二三，三二一，坏蛋特务滚出去。当时学校里，已经全部是进步学生的天下了”。 5月15日，吴德安说他通宵没睡觉，他在三元里桥附近的一家副食品商店包了一部电话，随时随地和地下党组织联系，安排第二天迎接解放军进城。电话要求他去附近的一个地方做一些标语和传单的准备，“那天晚上夜色很黑，周围很静，只有那家医院的一个房间还亮着一点灯光，进去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学校除了我，还发展了这么多党员”。“大家轻声唱着‘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一个学生用红色床单做旗帜，上面用白字写着‘天亮了’几个字，看见这个标语，我们都很激动。” 5月16日一早，作为负责人的吴德安安排了一个会骑自行车的学生去郊区等解放军，“当时自治联合会的也派遣了汽车去迎接解放军部队，当时的交通被破坏得很严重，他们的汽车开到没路就不走了，可是我们派去的学生特别机灵，他抛开了自行车，翻山越岭，在一片树林里找到了解放军118师的师部，然后带着部队走进了武汉，进武汉市的时候已经是18点了”。 部队进城的时候，还不时听到周围的牲畜踩到地雷后爆炸的声音，“城工部门绘制的地雷布点图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军进城时没有受到任何地雷的伤害”。 大城市的吃饭问题 “最害怕的就是工厂停工。”进城后的陆天虹迅速换了岗位，成为武汉市政府企业单位宣传部的负责人，经常要下工厂调查。“政权在手中，按说道理什么都不难做，可是我在工厂调研时发现，我们做起农民工作有一套，管理企业的经验还是有点欠缺。” 在陆天虹的印象中，刚解放的武汉，一项首要任务就是说服资本家不要停产，“保证大家有饭吃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这项工作在武汉尚未解放时，他做城工部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已经预料到如果企业停产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在做城工工作时，就重点稳定了几个行业的老板，像纺织企业老板，请他们到解放区来，稳定人心。有的资本家被打动了，回去在资本家中做宣传，当时大家不太相信他，他就说，你们派代表，我带你们去解放区。结果没几天，他就带着一队资本家来解放区接头。”
“那时候就利用他们的惶恐心态，向他们保证，要是工厂不停工，我们就保证他们的财产不受损失。”陆天虹还记得，不少纱厂老板临走时要求解放军给一个证明信，要求解放军攻城时要保护其财产，“这种证明我们也写，就是写明他们和我们主动联系的整个过程”。 在陆天虹印象中，即使在武汉解放期间的权力真空那几天，武汉的企业和商号也基本上没有停产过。“还是要保证老百姓有饭吃，这是个靠工商业支撑起来的特大型城市，任何一家工厂的停产，都有可能造成连锁反应。”他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汉口的老中医，“当时被云孝县委城工部做了工作，5月15日那天，他亲笔写了几百张‘迎接解放，照常营业’的标语，把汉口的大街小巷贴满了”。 民主改革最后是以斗争帮会头子的名义进行，“我们把斗争对象主要集中在控制生产的工头、帮会头目上，积极发动了工人管理职能，最后也和资方达成了一致”。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政策，逃到香港的一部分武汉企业家才回到武汉，程子菊就是其中一位。 可是这种不停运转也并不保证一切顺利，还是有倒闭现象。当时汉口有不少高档的服装面料商店，“像著名的悦新昌就储存了大量绸缎呢绒面料，可是刚解放的时候大家都崇尚简朴，那些东西没人购买，结果月月亏损，职工的工资就是发布来替代，经理一个月5匹布”。这些商店在亏损了几个月后终于转营棉布，把积存的绸缎改染它色，或者加工处理，才没有倒闭。 还有因为过左思想而出问题的。当时汉口每条街道都有修鞋的、做小裁缝生意的，解放军进城后，这些小工匠们集中成立合作社，一个鞋匠合作社就有几百人，集中在一起工作，武汉市民们很不习惯修只鞋还要跑过很多街区才能找到合作点，而且，“修鞋也搞流水线，常常有把甲的鞋底粘在乙的鞋面上的事情”。陆天虹当时去了武汉的《大刚报》工作，见到群众来信反映这些问题，也觉得啼笑皆非。后来这种合作社才宣告解散。 “这种工商业的理顺是慢慢进行的，不过值得自豪的是，武汉没有出现一场因为失业、缺粮而引起的城市恐慌。” 原名吴一帆的吴一方，刚解放就在政府办的贸易公司做业务股股长，他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经常去军管会汇报工作，三天两头能见到陶铸同志”。 当时的业务股主要负责粮食问题，之所以官办贸易公司，并不是政府部门想做生意，而是在武汉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想到的应急之策——必须用官办的贸易公司供应平价粮食，来对抗囤积的商人。 陶铸给这些手下的同志分析情况，很坦诚地说：“武汉和沈阳、北平、天津都不一样，那里乡下是老解放区，一经解放就有广大农村来支持，而武汉是孤立的，而且我们没有那么多干部派下乡，乡下的政权没有得到改造，120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就靠你们这些新干部了。” 吴一方现在93岁，60年前的工作情况他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军管会命令商店必须开门营业，可是那些米店开着门也不卖粮食，声称无货可卖，很多有钱人家买了几个月粮食存在那里。” 吴一方本是个小学教员，他很快就成了国营贸易公司的骨干。“我们贸易公司办公就在原来的金城银行楼上，很气派。”当时贸易公司要分管华中六省的商业调拨，“我接触的都是大领导，除了陶铸，还经常见到邓子恢、李先念，当时湖北省和武汉市不属于同一系统，武汉没粮食，我去武昌找湖北省长李先念批条子，湖北省也缺粮食，李先念对我说，我给你下道行政命令，你去某某县要粮食，可是要不要得到我不敢保证”。去武昌乘的是政府专派的小划子，“当时只有重要公务才有这种划子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