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稿·刘洪波专栏作家
《百家讲坛》已经没落好久了，直到钱文忠教授给商纣王翻案，我才知道这个节目仍然存在的，这与我没有追着电视看有关，也与《百家讲坛》影响力下挫有关。我一向电视看得少，但以前是老听说也老撞着《百家讲坛》的。 《百家讲坛》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坛。这个讲坛上，讲红楼、讲清史、讲论语，大概今后还要讲与“国学”有关的一切，但非中国固有之学，我没听谁讲过。至少十年以前，我听过丁肇中在那儿讲物理学，觉得把物理学讲到我都能听得津津有味，很不容易(可能真正的大家，不管在哪一行，可能都会有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本事)，但自从我不看电视，知道的《百家讲坛》永远都是“国学”的讲坛。这个讲坛还讲不讲自然科学，讲不讲现代哲学、思想、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我不知道，也从来没听说。在我印象中，《百家讲坛》之“百家”，就是赏玩传统的百家，当然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很多，几百家都选得出，号为“百家讲坛”，数量上是可以保证的。 讲国学，讲中国文化，也很好。国学，据说已经“返本开新”，都进入了新时代，只差大家都来践行。不过，践行什么呢？是修习各人的心性，还是以国学来格致万物？若是前者，我们每个人念念古书，去增进自己的道德水平以及人际交往的礼数，我看没有什么不好。若是后者，事情就比较难办。我不是说要指望用国学来研究原子核，但就是用国学来解释国史，也未必行啊。 举几个例吧。阎崇年先生讲清史，那真是如数家珍，史料熟，秘闻多，吸引力强，但主要是对清宫如同对待自家一般热爱的态度，这个祖宗英明，那场屠杀合理。易中天先生讲三国，权谋机变，说得津津有味，就是搞不清对权谋之术到底是赞赏还是批判。相比之下，反倒是于丹讲《论语》，理解固然是毛病多多，总归是要修身养性，更加合乎人性，但那种只强调指向内省而对人之外在处境无所置辞的讲法，大概不过是训育顺民。 这次钱文忠先生为商纣王翻案，称为“文武双全，功勋卓著”，以期主导舆论，替代民间对商纣王荒淫暴虐的第一反应。我只能说，一个帝王级的首领实在太好获得“功勋”了。前人多有怀疑商纣王并非恶到极点者，从真实认识而言，世界上其实是一个恶到极点的人都没有的，哪怕是希特勒，你也不难找出几个“功勋”来，商纣王当然也应该是有一些好的地方。但到底有多好，也还难说，尤其从学术上“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是困难的。商纣王处在中国信史时代之前，你怎样获得充分的证据来总括他的一生？他的恶评有新朝代的虚报，有后时代的累加，都可以想见，但要说历史翻案，还是且缓吧，你最多能说他没有坏到大家想象的地步，但要重建一个对商纣王的历史结论，学术上几无可能。商纣王的评价，与其说是“历史评价”或者说“历史学结论”，不如说是一种“舆论评价”或者说“社会学结论”。如同你想起希特勒，会以法西斯、残暴、野蛮、杀人恶魔、邪恶等等来定义他，这是人们的第一反应，也许有“以偏概全”、“情绪化”、“不严谨”等问题，但事实你难以改变。想到商纣王就想到荒淫、暴虐，人们的第一反应没有什么可指责和可颠倒的，他已经成为一种暴虐的符号。 不可置疑的事实是，商朝在纣王手中灭于周朝之手，一个“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怎样被一个新的朝代取代，把这一点解释清楚，将是何其困难的事情。这固然可见“记忆管理”的作用，但也未必都要归因于新朝代的塑造，民间记忆并不都是管理出来的结果，如果管理能够完全控制民间记忆，那么我们还能怎么相信“公道自在人间”呢？ 我不知道《百家讲坛》是不是有一种魔力，让那个讲台上的人面对镜头，产生面对无以数计的人头的激动。这些人头在讲说现场是虚拟的，但它在镜头后面真实地存在，使得讲客们产生摇动天下的感觉，就像站在群众大会上一般。《百家讲坛》是娱乐业一个景象，但貌似在布道一般。在这种虚亡的布道与实在的娱乐之间，人们聆听一些离奇古怪的思维，并且把自己酱在莫名其妙的逻辑里。这些逻辑归总而言，就是“大丈夫只求建功立业，不必论其余；小百姓但求修好忍术，以接受治理”。寓教于乐，就这样实现了。
